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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山西，西面，黄河撞上吕梁山后转头南下，形成秦、晋两省的天然分界线;黄河出壶口，下龙门，在风陵渡?轉头，而后一路东去，在山西南面形成晋、豫两省的大致界限;东面，则有八百里太行山构成全省的屏障，山河环抱之间，山西的“母亲河”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全省，冲刷出省内中部一片片细长的平原和盆地。
这种以山河天险为保护圈层的地形，被称为“表里山河”。《左传》言：“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是晋国大夫子犯劝晋文公跟楚国开战谏言，言外之意是晋国山河相间、易守难攻，楚国人打不进来，如若输了，退回故乡便好了。一句简单的说辞，却成为漫长历史长河中山西人独立而自傲的底气，这一底气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山西人，在他们心里，即便已经成为山河故人，但身后的表里山河永远是他们的后盾。
华夏起源
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华夏文明是多点生发、融合铸就的，呈满天星斗状，并不源于一时一地。即便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中原中心论”，也常常会为这个“中心”到底是河洛（今属河南）、关中（今属陕西）还是河东（今属山西）而争论不休。目前看来，在没有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之前，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争议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不过，河东地区（山西西南部，今运城、临汾一带）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三位圣王——尧、舜、禹，就分别建都汾河下游的平阳（今临汾）、蒲坂（今运城永济）、安邑（今运城夏县）。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奴隶制王朝。《竹书纪年》有载：“元年壬子，帝（禹）居冀（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古之安邑）”，由此可见，夏朝应该就出现在晋南地区。
今天临汾市襄汾县一带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家考证为4500年前的尧都;陶寺文明约500年后，华夏文明的核心才跨过黄河来到河南，诞生了二里头文化。由此证明，汾河下游的河东地区是中原文明的起点，而之所以河东地区会成为文明起源，得益于一处天然形成的盐池——运城盐湖，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
盐，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随处可见，所以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它在古代的稀缺程度。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在四处寻找和争夺盐，以至于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盐业顺理成章就成为国家垄断的产业。在上古传说中，中国最早的战争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为了争夺这里的食盐资源而进行的。尧舜禹三代定都于附近，也是为了方便获取和保护盐池。
河东不仅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还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河东或以其地介入历史，或以其人影响历史。从汉到唐，河东地区藏龙卧虎。史载，名臣宿将多出于河东。单以西汉来说，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一这些声名赫赫的人物，都是河东人。
明朝时期，山西又靠移民和商帮深刻改写了历史。而山西移民和晋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来自河东。元末明初，山西因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受战乱影响较小，继续保持了经济和人口的优势。当时山西有人口逾400万，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在此情况下，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恢复其他省份的经济和人口，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50年时间内，山西被往外移民18次，迁出人口逾百万。
这是一段带着血泪的移民史。临汾下属的洪洞县，作为山西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日后连带着大槐树的形象，成为移民及其后代的集体记忆。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18个省。这些移民的后代，又继续辗转迁徙南方各地，乃至港澳台和海外，数百年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如今，从寻根问祖的意义上来说，大半个中国的人都可能来自山西。而洪洞县则成为中华民族移民记忆中的原乡。
明朝晋商的崛起，同样源于山西人口膨胀后出现的人地比矛盾。山西地少人多，恰好明朝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九边”重镇解决边塞军士的后勤问题，朝廷则以盐引回报这些商人。得到盐引后，商人们可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由此进人国家专营的、暴利的盐业市场。
不过，考察当时晋商最密集的地区，并不是更靠近边镇的山西中部或北部，而是位于山西南部的平阳（今临汾）、泽州（今晋城）和潞安（今长治）等地。晚明人王士性《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晋商为什么大量来自山西南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山西的盐产区运城就在山西南部。所以说，从传说中的炎黄到历史中的明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运城盐湖之于山西的意义，就像是近代以后煤炭之于山西的意义。资源对山西的馈赠与影响，如出一辙。
到了清代，晋商的商业帝国已经很庞大了，不再局限于盐业，而是扩展到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甚至主导了金融领域;贸易范围也不局限于国内，而是开拓了外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际贸易”路线。特别是带有银行属性的票号的崛起，使得山西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当然，这一切的繁华之后，如今仅剩下商业故事和深宅大院供人们缅怀而已。一群随辉煌远去的商人，盛极而衰的宿命，像极了山西的历史曲线。
民族融合
提起晋北，雁门关（今属忻州市代县）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关是古代中原农耕文明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山西中南部的农耕文明，倚仗这道屏障的保护得以发展。这条屏障，是中原王朝在黄河以东、太行之西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最南的一条防线。雁门关之外，大同盆地门户大开，这里成了两种文明相互攻伐和客观融合的最前线。以辽阔的草原作为背景来看，晋北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在秦汉帝国横空出世的同时，在北方草原上，冒顿单于也快速建立起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匈奴帝国。汉匈冲突，是秦汉时期战争的主线。
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北上欲破匈奴，却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只能求和。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约5公里处。汉武帝登基后，首先在山西擂响出击匈奴的战鼓，改和亲为战争，演绎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悲壮史诗。 秦汉帝国衰落后，中原笼罩于分裂的阴霾之下，直到西晋完成短暂的统一。这一时期，文明冲突的主线融入了统一与分裂的暗线，而这条暗线的起点与终点，均在山西。公元4世纪初，山西境内的匈奴酋长刘渊率先反抗西晋。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先后攻克洛阳和长安，两度俘虏西晋皇帝，灭了西晋，由此拉开长达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各据一方的大幕。
乱世始于山西，也止于山西。结束黄河流域乱战局面的，也是一个以山西为根据地的少数民族一鲜卑拓跋部。趁着中原大乱，鲜卑拓跋部从内蒙向南扩张，占领雁北地区（山西北部），建立代国，后被前秦所灭。前秦瓦解后，386年拓跋部复建代国，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历经数十年的征战，到439年，北魏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为持续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割据历史画上了句号。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平城无疑是北魏的中心，也是整个北方的中心。
明代为了抵御外族，设九边重镇，大同是其中最繁华的一个。而大同繁华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平时屯有重兵，刺激了消费。没有战争时则一变而成为边境贸易的重镇。清代以后，国土疆域大大北推之后，大同也就失去了交汇融合的地位，日趋没落。
大同的起落兴衰，实际上也是山西的一个缩影。从华夏文明的源头，一路蜕变为边关重镇，整个山西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边缘化。然而，一旦抛开传统的“中原中心说”，那么，山西在长达两千年的农耕一游牧文明交融历史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桥头堡角色。
中国的本质是一种文明类型，具有无限的柔韧性、伸展性和连续性，其同化能力，更是古今无敌。当与中国同步生发的世界其他古文明都消失无痕的时候，只有中国这一文明类型保留到现在。山西便是这种文明类型的一个极佳切入口。
龙城兴衰
作为表里山河的中心，省会太原可以说是和山西同荣辱、共进退。这座城市的地形和命运，本身就是山西的写照。在古代，地处山西核心地带的太原，山河围城，易守难攻，退可自给自足，进可出兵四方。历史上进退成败的案例，在这里反复上演。
说起太原的历史，晋阳城便不得不提。晋阳建城以前，太原盆地被戎狄盘踞。后来，春秋晋国吞并群狄，把太原盆地囊括到华夏的范围内。而晋阳城，由晋国上卿赵鞅营建，作为晋国的大政治家，他一眼看到了太原盆地的战争价值，遂命人在晋水之北筑起坚城，取名晋阳。赵鞅死后20多年，晋国“四大家族”内讧，智伯联合韩、魏三家攻赵，赵鞅的儿子赵无恤死守晋阳城。三家围晋阳，一年多都打不下来，足见太原的地形优越性。
公元前453年，智伯决定引晋水围灌晋阳城，赵无恤赶紧派人潜出游说韩、魏，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由此，韩、魏两家倒戈，与赵结盟。智伯被杀，晋阳解围，赵、韩、魏“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春秋以來诸侯争霸终结，七雄兼并的战国时代从此拉开大幕。而太原则是这一事件中静默无声的见证者。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太原，南下龙门渡河，入关中建立大唐。太原因此成为大唐的龙兴之地;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她执政后，将太原升格为国之北都。有学者认为，武则天出于家乡情结，通过设置北都的方式来提升家乡的地位;到了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将北都进一步升格为北京。隋唐300年间，太原以其重要的地缘区位，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第三政治中心。这可能是太原历史上最为高光的时刻。
但太原影响历史进程的方式还不仅于此。如同整个山西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安分”，战乱分裂年代，山西见证着历史。太原正是这种山河特性的写照。
唐朝中期以后，沙陀族进人山西。代北沙陀军是当时最为雄劲的部队。凭借这支劲旅，沙陀人在中原所向披靡。五代时期，有三个朝代——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这三个朝代建立的路径也几乎一模一样，开国者都是前朝的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山西为根据地占领黄河流域，从而演出改朝换代的剧本。这一时期的山西，处在古代中国政治地缘的黄金时期，太原俨然是中原皇室的龙兴福地。
北宋立国后，赵匡胤、赵光义两任皇帝数次亲征，派大军攻打自后周以来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每每兵临晋阳城下，却都以失败告终。甚至用残酷的办法，水灌晋阳，晋阳城依旧岿然不动。晋阳成为北宋统一大业中最后的堡垒，直到979年才被攻下。
鉴于隋唐五代以来，太原出过太多“真龙天子”，虽然赵光义最终攻破晋阳城，但午夜梦回难免被这座名副其实的“龙城”所惊醒。传说，赵光义找高人算了一卦，高人说太原一地就是一条蟠龙，系舟山是“龙角”，龙山、天龙山为“龙尾”，太原处在蟠龙的中心，凝聚了王者之气，所以“真龙天子”常常出现在这里。赵光义又恐又怒，遂下令火烧晋阳城。烧完，还不放心，又下旨引汾河水淹没了晋阳城废墟。他要彻底断掉晋阳城的“王气”。毁掉晋阳城后，赵光义下令在其地东北40里处重建太原城，在新城大量修建丁字大街，以示钉住“龙脉”，防止再次从这里诞生“真龙天子”。说来也巧，宋朝之后，太原再也没有孕育出新的王朝。
金元时期，山西也不再以军事武力著称，而是变成了经济文化中心。元曲是可与汉赋、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在元曲四大家中，山西籍就有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三人。
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之时，山西无需承担边防重镇的功能，经济文化就迎来爆发期。而当中原战乱、民族冲突之时，山西的政治军事功能就会被放大，变成了举足轻重的战地。
历史从未远去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山西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随着历史远去。数据显示，2019年，山西全省的GDP总额约为17026亿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排名第21位，排名远低于相邻的河南、河北、陕西等省。
改革开放前，“家里有矿”的山西是整个中国工业发展的引擎。大量山西浅层优质煤炭的发现与开采，为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数十年来，一辆辆卡车、一列列火车满载山西的煤支援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1979年，山西把《关于把山西建成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提交中央。次年，国家支持山西做强能源基地，从此，煤炭撑起了山西省经济的半壁江山。从1949年至2014年底，山西累计生产煤炭一百六十亿吨，占全国四分之一，净调出量超过全国的七成。可山西给全国工业输送能源的同时，留下的却是煤炭重化工业基地的泥沼地以及“一煤独大”的产业困局。
时代在变化，经济要转型，山西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决定调整经济结构，试图捡起昔日的荣光。2017年，山西把“煤炭产量第一大省”的称号正式移交给内蒙古，但这也让依赖煤炭产业为生的山西陷人了困境，当其他城市在转型的风口浪尖上为“抢人大战”摩拳擦掌时，山西却错过了发展机遇。外人总是在感慨山西衰败的速度，可又有谁能看到顶着“家里有矿”“家底最厚”名头的山西的底色呢？
有太多平凡的人从山西走出去，山西也见证了太多人的梦想与传奇。山西汾阳人贾樟柯以故乡为灵感，拍下了电影《山河故人》;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也以家乡为蓝本写下《太原之恋》......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让山西人认为必须走出去，才能成就更大的天地。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逆反于地理条件的心性，即与封闭环境形成反差的个性一勇敢、大胆、出格、决绝。为了理想，愿意去闯。这便是这片表里山河赋予山西人的底气。在山西，最容易邂逅千年的时光，遇见全国乃至全世界“绝版”的历史遗存。历史的气脉，游走在山河城乡之间，寂寥无声，却从未走远。
这种以山河天险为保护圈层的地形，被称为“表里山河”。《左传》言：“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是晋国大夫子犯劝晋文公跟楚国开战谏言，言外之意是晋国山河相间、易守难攻，楚国人打不进来，如若输了，退回故乡便好了。一句简单的说辞，却成为漫长历史长河中山西人独立而自傲的底气，这一底气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山西人，在他们心里，即便已经成为山河故人，但身后的表里山河永远是他们的后盾。
华夏起源
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华夏文明是多点生发、融合铸就的，呈满天星斗状，并不源于一时一地。即便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中原中心论”，也常常会为这个“中心”到底是河洛（今属河南）、关中（今属陕西）还是河东（今属山西）而争论不休。目前看来，在没有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之前，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争议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不过，河东地区（山西西南部，今运城、临汾一带）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三位圣王——尧、舜、禹，就分别建都汾河下游的平阳（今临汾）、蒲坂（今运城永济）、安邑（今运城夏县）。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奴隶制王朝。《竹书纪年》有载：“元年壬子，帝（禹）居冀（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古之安邑）”，由此可见，夏朝应该就出现在晋南地区。
今天临汾市襄汾县一带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家考证为4500年前的尧都;陶寺文明约500年后，华夏文明的核心才跨过黄河来到河南，诞生了二里头文化。由此证明，汾河下游的河东地区是中原文明的起点，而之所以河东地区会成为文明起源，得益于一处天然形成的盐池——运城盐湖，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
盐，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随处可见，所以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它在古代的稀缺程度。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在四处寻找和争夺盐，以至于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盐业顺理成章就成为国家垄断的产业。在上古传说中，中国最早的战争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为了争夺这里的食盐资源而进行的。尧舜禹三代定都于附近，也是为了方便获取和保护盐池。
河东不仅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还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河东或以其地介入历史，或以其人影响历史。从汉到唐，河东地区藏龙卧虎。史载，名臣宿将多出于河东。单以西汉来说，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一这些声名赫赫的人物，都是河东人。
明朝时期，山西又靠移民和商帮深刻改写了历史。而山西移民和晋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来自河东。元末明初，山西因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受战乱影响较小，继续保持了经济和人口的优势。当时山西有人口逾400万，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在此情况下，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恢复其他省份的经济和人口，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50年时间内，山西被往外移民18次，迁出人口逾百万。
这是一段带着血泪的移民史。临汾下属的洪洞县，作为山西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日后连带着大槐树的形象，成为移民及其后代的集体记忆。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18个省。这些移民的后代，又继续辗转迁徙南方各地，乃至港澳台和海外，数百年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如今，从寻根问祖的意义上来说，大半个中国的人都可能来自山西。而洪洞县则成为中华民族移民记忆中的原乡。
明朝晋商的崛起，同样源于山西人口膨胀后出现的人地比矛盾。山西地少人多，恰好明朝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九边”重镇解决边塞军士的后勤问题，朝廷则以盐引回报这些商人。得到盐引后，商人们可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由此进人国家专营的、暴利的盐业市场。
不过，考察当时晋商最密集的地区，并不是更靠近边镇的山西中部或北部，而是位于山西南部的平阳（今临汾）、泽州（今晋城）和潞安（今长治）等地。晚明人王士性《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晋商为什么大量来自山西南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山西的盐产区运城就在山西南部。所以说，从传说中的炎黄到历史中的明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运城盐湖之于山西的意义，就像是近代以后煤炭之于山西的意义。资源对山西的馈赠与影响，如出一辙。
到了清代，晋商的商业帝国已经很庞大了，不再局限于盐业，而是扩展到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甚至主导了金融领域;贸易范围也不局限于国内，而是开拓了外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际贸易”路线。特别是带有银行属性的票号的崛起，使得山西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当然，这一切的繁华之后，如今仅剩下商业故事和深宅大院供人们缅怀而已。一群随辉煌远去的商人，盛极而衰的宿命，像极了山西的历史曲线。
民族融合
提起晋北，雁门关（今属忻州市代县）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关是古代中原农耕文明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山西中南部的农耕文明，倚仗这道屏障的保护得以发展。这条屏障，是中原王朝在黄河以东、太行之西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最南的一条防线。雁门关之外，大同盆地门户大开，这里成了两种文明相互攻伐和客观融合的最前线。以辽阔的草原作为背景来看，晋北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在秦汉帝国横空出世的同时，在北方草原上，冒顿单于也快速建立起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匈奴帝国。汉匈冲突，是秦汉时期战争的主线。
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北上欲破匈奴，却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只能求和。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约5公里处。汉武帝登基后，首先在山西擂响出击匈奴的战鼓，改和亲为战争，演绎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悲壮史诗。 秦汉帝国衰落后，中原笼罩于分裂的阴霾之下，直到西晋完成短暂的统一。这一时期，文明冲突的主线融入了统一与分裂的暗线，而这条暗线的起点与终点，均在山西。公元4世纪初，山西境内的匈奴酋长刘渊率先反抗西晋。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先后攻克洛阳和长安，两度俘虏西晋皇帝，灭了西晋，由此拉开长达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各据一方的大幕。
乱世始于山西，也止于山西。结束黄河流域乱战局面的，也是一个以山西为根据地的少数民族一鲜卑拓跋部。趁着中原大乱，鲜卑拓跋部从内蒙向南扩张，占领雁北地区（山西北部），建立代国，后被前秦所灭。前秦瓦解后，386年拓跋部复建代国，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历经数十年的征战，到439年，北魏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为持续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割据历史画上了句号。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平城无疑是北魏的中心，也是整个北方的中心。
明代为了抵御外族，设九边重镇，大同是其中最繁华的一个。而大同繁华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平时屯有重兵，刺激了消费。没有战争时则一变而成为边境贸易的重镇。清代以后，国土疆域大大北推之后，大同也就失去了交汇融合的地位，日趋没落。
大同的起落兴衰，实际上也是山西的一个缩影。从华夏文明的源头，一路蜕变为边关重镇，整个山西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边缘化。然而，一旦抛开传统的“中原中心说”，那么，山西在长达两千年的农耕一游牧文明交融历史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桥头堡角色。
中国的本质是一种文明类型，具有无限的柔韧性、伸展性和连续性，其同化能力，更是古今无敌。当与中国同步生发的世界其他古文明都消失无痕的时候，只有中国这一文明类型保留到现在。山西便是这种文明类型的一个极佳切入口。
龙城兴衰
作为表里山河的中心，省会太原可以说是和山西同荣辱、共进退。这座城市的地形和命运，本身就是山西的写照。在古代，地处山西核心地带的太原，山河围城，易守难攻，退可自给自足，进可出兵四方。历史上进退成败的案例，在这里反复上演。
说起太原的历史，晋阳城便不得不提。晋阳建城以前，太原盆地被戎狄盘踞。后来，春秋晋国吞并群狄，把太原盆地囊括到华夏的范围内。而晋阳城，由晋国上卿赵鞅营建，作为晋国的大政治家，他一眼看到了太原盆地的战争价值，遂命人在晋水之北筑起坚城，取名晋阳。赵鞅死后20多年，晋国“四大家族”内讧，智伯联合韩、魏三家攻赵，赵鞅的儿子赵无恤死守晋阳城。三家围晋阳，一年多都打不下来，足见太原的地形优越性。
公元前453年，智伯决定引晋水围灌晋阳城，赵无恤赶紧派人潜出游说韩、魏，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由此，韩、魏两家倒戈，与赵结盟。智伯被杀，晋阳解围，赵、韩、魏“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春秋以來诸侯争霸终结，七雄兼并的战国时代从此拉开大幕。而太原则是这一事件中静默无声的见证者。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太原，南下龙门渡河，入关中建立大唐。太原因此成为大唐的龙兴之地;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她执政后，将太原升格为国之北都。有学者认为，武则天出于家乡情结，通过设置北都的方式来提升家乡的地位;到了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将北都进一步升格为北京。隋唐300年间，太原以其重要的地缘区位，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第三政治中心。这可能是太原历史上最为高光的时刻。
但太原影响历史进程的方式还不仅于此。如同整个山西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安分”，战乱分裂年代，山西见证着历史。太原正是这种山河特性的写照。
唐朝中期以后，沙陀族进人山西。代北沙陀军是当时最为雄劲的部队。凭借这支劲旅，沙陀人在中原所向披靡。五代时期，有三个朝代——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这三个朝代建立的路径也几乎一模一样，开国者都是前朝的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山西为根据地占领黄河流域，从而演出改朝换代的剧本。这一时期的山西，处在古代中国政治地缘的黄金时期，太原俨然是中原皇室的龙兴福地。
北宋立国后，赵匡胤、赵光义两任皇帝数次亲征，派大军攻打自后周以来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每每兵临晋阳城下，却都以失败告终。甚至用残酷的办法，水灌晋阳，晋阳城依旧岿然不动。晋阳成为北宋统一大业中最后的堡垒，直到979年才被攻下。
鉴于隋唐五代以来，太原出过太多“真龙天子”，虽然赵光义最终攻破晋阳城，但午夜梦回难免被这座名副其实的“龙城”所惊醒。传说，赵光义找高人算了一卦，高人说太原一地就是一条蟠龙，系舟山是“龙角”，龙山、天龙山为“龙尾”，太原处在蟠龙的中心，凝聚了王者之气，所以“真龙天子”常常出现在这里。赵光义又恐又怒，遂下令火烧晋阳城。烧完，还不放心，又下旨引汾河水淹没了晋阳城废墟。他要彻底断掉晋阳城的“王气”。毁掉晋阳城后，赵光义下令在其地东北40里处重建太原城，在新城大量修建丁字大街，以示钉住“龙脉”，防止再次从这里诞生“真龙天子”。说来也巧，宋朝之后，太原再也没有孕育出新的王朝。
金元时期，山西也不再以军事武力著称，而是变成了经济文化中心。元曲是可与汉赋、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在元曲四大家中，山西籍就有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三人。
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之时，山西无需承担边防重镇的功能，经济文化就迎来爆发期。而当中原战乱、民族冲突之时，山西的政治军事功能就会被放大，变成了举足轻重的战地。
历史从未远去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山西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随着历史远去。数据显示，2019年，山西全省的GDP总额约为17026亿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排名第21位，排名远低于相邻的河南、河北、陕西等省。
改革开放前，“家里有矿”的山西是整个中国工业发展的引擎。大量山西浅层优质煤炭的发现与开采，为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数十年来，一辆辆卡车、一列列火车满载山西的煤支援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1979年，山西把《关于把山西建成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提交中央。次年，国家支持山西做强能源基地，从此，煤炭撑起了山西省经济的半壁江山。从1949年至2014年底，山西累计生产煤炭一百六十亿吨，占全国四分之一，净调出量超过全国的七成。可山西给全国工业输送能源的同时，留下的却是煤炭重化工业基地的泥沼地以及“一煤独大”的产业困局。
时代在变化，经济要转型，山西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决定调整经济结构，试图捡起昔日的荣光。2017年，山西把“煤炭产量第一大省”的称号正式移交给内蒙古，但这也让依赖煤炭产业为生的山西陷人了困境，当其他城市在转型的风口浪尖上为“抢人大战”摩拳擦掌时，山西却错过了发展机遇。外人总是在感慨山西衰败的速度，可又有谁能看到顶着“家里有矿”“家底最厚”名头的山西的底色呢？
有太多平凡的人从山西走出去，山西也见证了太多人的梦想与传奇。山西汾阳人贾樟柯以故乡为灵感，拍下了电影《山河故人》;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也以家乡为蓝本写下《太原之恋》......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让山西人认为必须走出去，才能成就更大的天地。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逆反于地理条件的心性，即与封闭环境形成反差的个性一勇敢、大胆、出格、决绝。为了理想，愿意去闯。这便是这片表里山河赋予山西人的底气。在山西，最容易邂逅千年的时光，遇见全国乃至全世界“绝版”的历史遗存。历史的气脉，游走在山河城乡之间，寂寥无声，却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