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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央视记录片《人生第一次》热播。其中，第七集《进城》里，云南省曲靖市驻上海劳务工作站站长刘增雄带领乡亲们进城的画面，令无数人落泪。在贫困山区与繁华都市之间，路途遥遥，关山难越。幸而，扶贫路上，刘增雄勇敢地做了这条路上的“摆渡人”……
来自大山回到大山：誓要带领乡亲进城
在刘增雄的印象里，他的家乡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有永远也走不完的山路和过不完的贫苦日子。1993年，刘增雄考取北京化工大学。走出大山，来到北京，看着满城繁华，他立志将来扎根首都。
在北京读书期间，每年3月，他都因肠胃病住院。大四那年，刘增雄突然病倒，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幸而抢救及时，他捡回来一条命。大学四年，年年住院，林林总总居然花了7万元。这些钱，因为有学生医保，所以自己一分钱没掏。如果自己还在大山里，没有这笔钱，必死无疑。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他。大学毕业时，刘增雄选择回到富源县，进了县审计局。他期待着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带动乡亲们过上有食饱肚、有钱医病的好日子，以回报社会。胸中有丘壑，又踏实肯干，刘增雄很快赢得单位同事杜春娟的青睐。在杜春娟眼里，刘增雄家贫，可他踏实上进，看起来很靠谱。婚后，杜春娟才发现，刘增雄真的只是“看起来靠谱”。
刘增雄工作干得好，可家，他却全丢给了杜春娟。2007年，儿子出生。儿子从牙牙学语到上幼儿园，杜春娟没指望刘增雄搭把手。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她，只好把两岁7个月的儿子送进幼儿园。很多次，杜春娟收到老师反馈的信息，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对丈夫的缺席颇有几分窝火。可一想到丈夫深夜下班回家，公文包一放就跑去儿子房间，在早已熟睡的儿子身边坐着，一肚子的气就瞬间消散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些年，杜春娟也习惯了。
2013年年底，刘增雄担任曲靖市就业中心培训科科长，工作更忙了。上了小学的儿子，童言无忌地吐槽老爸，说老爸不怎么关心他的学习，也很少陪他玩。夫妻俩听了挺惭愧。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恰好刘增雄工作调动后，上下班时间比较规律，夫妻俩一合计，生个二宝，让儿子多个伴儿。
2017年1月4日，女儿出生。刘增雄信誓旦旦地对妻子说：“儿子是你一手带大，女儿我一定尽心陪伴她成长。”女儿出生后没多久，刘增雄就调任曲靖市就业中心副主任，负责农村劳动力转移。
曲靖市户籍总人口为666.7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300余万人，是云南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曲靖市有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师宗县、罗平县5个贫困县市，是乌蒙山片區和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交会的连片特困地区。
刘增雄顾不得自己曾对妻子的承诺，简单收拾了下就下乡了。一年时间，他跑遍了曲靖下辖五个贫困县所有乡镇。调研结果让刘增雄震撼：一个家庭，哪怕只有一个人外出务工，就能让全家摘除贫困户的帽子。可乡镇上许多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一辈子没出过大山，对外出务工有些抗拒。怎样让这些人进城，成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9年6月，曲靖市计划在上海设立劳务工作站，做用工企业和贫困县市劳动力之间的桥梁，打通企业招工与外出务工村民之间的信息渠道。
有一天，领导试探性地对刘增雄说：“你能不能打个头阵，常驻上海？”刘增雄同意了。
下班回到家，见妻子正在忙碌，刘增雄没敢上去跟她说话。吃晚饭时，刘增雄嘱咐儿子学习要上心，自律，不要让妈妈操心。儿子得意地回复：“妈妈那么辛苦，又上班又要做家务还要照顾妹妹，我才不会让她操心呢。”杜春娟立马听出丈夫话里有话。
夜里，两个孩子都睡了，刘增雄带着歉意说：“组织上让我担任上海劳务工作站站长，这一两年要常驻那边。”屋子里很静，墙上的闹钟正滴答滴答在响着。刘增雄等着妻子冲他发飙，这样他心里也好受点儿。杜春娟没发火，反而看着他笑道：“看把你愁的，我的觉悟在你眼中就那么低？作为公职人员，我能不知道脱贫攻坚的紧迫性？作为你老婆，我能不知道你的责任心？”
刘增雄有些担心地说：“囡囡还小，儿子上初中，学校离家也远了，每日接送都是事儿，你要受累了。”杜春娟就知道丈夫会担忧，宽慰他说：“你放心吧，我自有安排。”没几天，杜春娟就在儿子学校附近租好了房，方便儿子独自步行上下学。
脱贫路上的“摆渡人”：为了家乡远走异乡
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甄别信息，帮35-50岁的富余劳动力对接工作，同时解决部分女性单独出行不便、家人不放行的难题。这类工作，没有标准模式，也没先例可借鉴，只能自己摸索。
一到上海，刘增雄就联系了上海宝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掌握曲靖人在当地工作的情况。这些工作繁重又繁琐，刘增雄带着几个同事加班加点地梳理信息。案头工作做好了，还得实地调查，以确保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双方信息对称。刘增雄跑了不少企业，也找了一些在上海已经就业的老乡询问实际情况。
刘增雄每天早出晚归，累极困极时，就泡一桶泡面果腹。2019年9月20日，刘增雄收集到第一批用工信息后，返回曲靖招工。
那天，刘增雄风尘仆仆赶回家，女儿扑到他怀里大声喊着：“爸爸，你在家里上班，不要去上海，去了我看不到你。”刘增雄抱着女儿，心里酸酸的。他一抬眼，正好看见妻子红着眼眶背过身去。刚上初中的儿子有些羞涩地站在远处看着他。
几个月不见，刘增雄发现，儿子蹿个儿了。他抱着女儿，笑着靠过去，用肩膀撞了撞儿子，冲妻子喊道：“老大长个儿了，快赶上我了。”杜春娟笑了：“人家比你高！”这些年在基层，留在家的时间太少，他基本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习和成长。偶尔听母子俩聊学校的事，他也不太能插上话。这时间一晃，儿子都上初中了，个子也高出自己半个头。对于妻子和家，刘增雄心里颇有歉意。
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进了屋，儿子回房间写作业去了。刘增雄跟进去，掏出钱包要给儿子钱，儿子羞涩地拒绝了。孩子的举动，又令刘增雄双眼酸涩。 儿子很贴心，从不乱花钱。同龄孩子追捧国际名牌，儿子一直穿安踏，还在他面前自封“安踏小王子”。这次回来之前，同事们抽空去奥特莱斯，打算给家人带点东西，他也去逛了逛。他瞥见一款阿迪达斯的运动服，感觉很适合儿子，打电话给妻子问孩子的穿衣码子。儿子听说爸爸要给他买阿迪达斯，在电话那头大喊：“不要不要！”刘增雄听到妻子跟儿子说：“是打折款，价格跟安踏差不多。”小家伙愣了几秒，对着电话喊：“买买买！”刘增雄被儿子逗乐了。笑完了，又不由得心疼。
第二天一早，刘增雄就拎着行李出门。女儿大声地喊着“爸爸，爸爸”，哭得撕心裂肺。刘增雄双眼通红，一咬牙，扭头上车，摘下眼镜擦拭眼角，不敢看站在车窗外的妻女……
刘增雄到曲靖市下辖的贫困乡镇，由村干部带领着，挨家挨户通知招聘会的消息。一开始，不少村民对外出打工心存疑虑，他们最怕的就是劳务中介，怕被骗离乡，干了活儿还拿不到钱，人生地不熟，无处申诉，到最后落得两手空空，返乡无路。刘增雄和村干部们一遍遍耐心地表明来意，并解释可以远程面试，解除了村民们的后顾之忧。
2019年9月末，刘增雄头戴小红帽，举着小旗帜，带领着二十几个曲靖老乡准备登上火车奔赴上海。很多老乡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出大山。帮他们找工作难，帮他们进城、融入城市，更难。刘增雄像保姆一样拿着小喇叭，事无巨细地叮嘱：
“乡亲们，火车马上要开了。没坐过火车的要注意，厕所的门推不开说明里面有人。如果能够进去，进去后记得把门栓插起来，不然你们上个厕所有人进来，就尴尬咯。车上的开水在车厢中间，开水免费，泡方便面免费。”
“到了上海要注意，见不到天的地方不能抽烟;过马路要注意红绿灯。垃圾要分类，我们教大家认的桶上的标记，一定要牢记……”
到了上海南站，刘增雄将乡亲们亲手交到前来对接的工作人员手中。分别时，他叮嘱大家：“大家要把眼光放远点儿，脑袋放灵活点儿，多想想路子，只要不是坏东西，啥都学学，好为将来做打算。”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作，刘增雄和同事们会隔段时间跟乡亲们联系，了解他们在沪工作和生活的状况，以便及时调整工作。有一次，同事刚拨通一位老乡的电话，对方就骂骂咧咧。同事一下蒙了，赶紧向刘增雄求助。刘增雄接过电话，轻声细语地询问道：“老乡，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真遇到事儿了，大胆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一番沟通后，刘增雄了解到，老乡身体不舒服，上不了班，心情不好。刘增雄嘱咐他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工作站可以帮忙解决。同事得知自己被骂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由得委屈。
刘增雄安抚他：“他们第一次出远门，在外打工，总有苦闷的时候，听到熟悉的乡音，就像见到家人，忍不住想发泄一下。”同事被刘增雄说服，还当场向他请教工作秘诀。刘增雄谦虚地摆手：“哪有什么秘诀，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没有标准模式，无非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们服务的对象是读书不多的乡亲，更要放低姿态，帮他们分析，想他们所想。”
刘增雄鼓励走出去的乡亲们多想办法带动还没敢踏进城市的乡亲们走出大山。有头脑活络的乡亲，跟温州、宁波等众多用工企业对接，做起了专业的人力资源代理。他们遇到问题，会找刘增雄取经。刘增雄将自己在基层扶贫和在上海站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并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确保用工单位真实可靠，务必保障老乡们的权益。
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人人都有星辰大海
在上海，刘增雄忙着帮乡亲们排忧解难。在老家，杜春娟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应付女儿的追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杜春娟安抚她：“爸爸去上海了，很快就回。”女儿去门口等，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总不见爸爸的身影。小丫头开始奶声奶气地“抱怨”：“等爸爸回来了，就不去上海了，上海很坏……”
杜春娟大笑，等刘增雄第二次从上海回来，将女儿的童言童语告诉他，刘增雄百感交集。这次回来，听说爸爸过两天还要去上海，刘增雄走到哪儿女儿跟到哪儿，生怕他被“上海”带走了，又不见了。
刘增雄在工作站的第一年，每天在外地紧赶慢赶，每隔三个月回一趟曲靖，在家打个转儿，就又忙着下乡安排面试，带领乡亲们去上海。
从曲靖到上海，刘增雄是乡亲们脱贫梦想的引航人，被誉为云南大山里的“1号中介”。他带领着无数人走出大山，踏上为生活闯荡的路。他最亏欠的，是妻子和一双儿女。后来，因为拍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他才在家多待了几天。
2019年12月15日是父亲85岁生日，刘增雄跟父亲说好了，一家大小回乡给老人家过生日。这些年，因为工作，他都没怎么回家陪老人。前两年，他下乡扶贫，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害得老父亲在家备着饭菜空等。这次，他说什么都要为父亲庆生。杜春娟和孩子们也很期待。老人乐呵呵地吆喝子女们都回来。可临了，碰上沪滇协作考核，刘增雄又脱不开身，只得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替他回家。
2020年初，因为疫情，刘增雄难得在家陪妻子孩子，可他并不安心，为贫困户进城务工而发愁。好在，2020年2月下旬，各地开始慢慢复工。
2月27日，刘增雄出发去上海。这一年多，“上海”这两个字成了女儿的禁忌。因此，刘增雄和妻子达成默契，在家从不提这两个字。
这天，小丫头见刘增雄提着行李，警觉地问：“爸爸，你去哪儿？”刘增雄和妻子相视一笑，说：“爸爸去南通。”这次，他先去南通，处理完工作再去上海。小丫头不知道南通是什么地方，但她知道那不是上海，高兴地将刘增雄送到门口，又再次询问：“爸爸，不是上海，你就很快能回来是不是？”刘增雄点点头。小丫头开开心心地将他送下了楼。
刘增雄带着一百多位乡亲，分坐四辆大巴车赶往南通。云南疫情不严重，大家出门时心情不错。到达目的地后，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车辆和人员滞留在城里不能随意走动，刘增雄和乡亲们都蒙了。
他们往车窗外一看，发现乌泱泱的人流，正排成长龙。刘增雄一时没了主意。这么大阵仗，乡亲们吓坏了，七嘴八舌道：“领导，怎么办，这么多人，我们要是被感染了怎么办？”
他们做了防疫的各项准备，只是没想到形势这么严峻，他们没有防护服。刘增雄怕乡亲们闹起来，走下车，镇定道：“不怕，我有办法。”他讓乡亲们务必待在车里，千万不要出来，自己一个人在寒风中跑来跑去，跟相关人员协调工作，商量对策。
下午5点，忙完所有事，刘增雄坐回车里，感觉自己像带着乡亲们打了一场仗。车辆顺利通行后，刘增雄发了个朋友圈，记下这段特殊的经历。
南通的朋友看到，大骇，来电说：“怎么连件防护服都不穿？你这是赤膊上阵，万一出事了呢？”朋友要加急给他送套防护服，后续再有情况，一定要穿上。刘增雄轻松一笑：“我一个人防护怎么行？身后还有那么多农民兄弟等着上班呢。”
杜春娟看到后，提心吊胆。这天晚上，她给刘增雄打来电话。之前，刘增雄出差在外，杜春娟怕打扰他工作，很少主动打电话发微信。刘增雄忙起来也常忘记跟妻子联系。等他想起来，也多是深夜。妻子心疼他白天四处奔走太辛苦，不忍心多说，总是催他挂电话休息。可这天，杜春娟一时没忍住，絮叨了好半天。刘增雄一点不嫌妻子“啰唆”。这几年，他们夫妻聚少离多，越发珍惜在一起的日子。有时对方一个眼神，就能相互懂得。中年不易，上有老、下有小，刘增雄很感激妻子的付出，让他能踏实笃定地为乡亲们东奔西走。
截至2020年12月2日，曲靖市最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会泽县彻底摘掉了千百年贫穷的帽子，经济发展后劲增强，很多外出打工的乡亲回乡发展。
2020年底，刘增雄回了家乡。他再也不用担心女儿听到“上海”两个字就委屈大哭了。有一天，刘增雄忙碌一天回来，终于放下响个不停的手机，看着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镜头里的自己，思绪再一次被拉回到脱贫攻坚的难忘岁月……
编辑/张亚萍
来自大山回到大山：誓要带领乡亲进城
在刘增雄的印象里，他的家乡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有永远也走不完的山路和过不完的贫苦日子。1993年，刘增雄考取北京化工大学。走出大山，来到北京，看着满城繁华，他立志将来扎根首都。
在北京读书期间，每年3月，他都因肠胃病住院。大四那年，刘增雄突然病倒，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幸而抢救及时，他捡回来一条命。大学四年，年年住院，林林总总居然花了7万元。这些钱，因为有学生医保，所以自己一分钱没掏。如果自己还在大山里，没有这笔钱，必死无疑。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他。大学毕业时，刘增雄选择回到富源县，进了县审计局。他期待着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带动乡亲们过上有食饱肚、有钱医病的好日子，以回报社会。胸中有丘壑，又踏实肯干，刘增雄很快赢得单位同事杜春娟的青睐。在杜春娟眼里，刘增雄家贫，可他踏实上进，看起来很靠谱。婚后，杜春娟才发现，刘增雄真的只是“看起来靠谱”。
刘增雄工作干得好，可家，他却全丢给了杜春娟。2007年，儿子出生。儿子从牙牙学语到上幼儿园，杜春娟没指望刘增雄搭把手。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她，只好把两岁7个月的儿子送进幼儿园。很多次，杜春娟收到老师反馈的信息，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对丈夫的缺席颇有几分窝火。可一想到丈夫深夜下班回家，公文包一放就跑去儿子房间，在早已熟睡的儿子身边坐着，一肚子的气就瞬间消散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些年，杜春娟也习惯了。
2013年年底，刘增雄担任曲靖市就业中心培训科科长，工作更忙了。上了小学的儿子，童言无忌地吐槽老爸，说老爸不怎么关心他的学习，也很少陪他玩。夫妻俩听了挺惭愧。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恰好刘增雄工作调动后，上下班时间比较规律，夫妻俩一合计，生个二宝，让儿子多个伴儿。
2017年1月4日，女儿出生。刘增雄信誓旦旦地对妻子说：“儿子是你一手带大，女儿我一定尽心陪伴她成长。”女儿出生后没多久，刘增雄就调任曲靖市就业中心副主任，负责农村劳动力转移。
曲靖市户籍总人口为666.7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300余万人，是云南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曲靖市有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师宗县、罗平县5个贫困县市，是乌蒙山片區和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交会的连片特困地区。
刘增雄顾不得自己曾对妻子的承诺，简单收拾了下就下乡了。一年时间，他跑遍了曲靖下辖五个贫困县所有乡镇。调研结果让刘增雄震撼：一个家庭，哪怕只有一个人外出务工，就能让全家摘除贫困户的帽子。可乡镇上许多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一辈子没出过大山，对外出务工有些抗拒。怎样让这些人进城，成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9年6月，曲靖市计划在上海设立劳务工作站，做用工企业和贫困县市劳动力之间的桥梁，打通企业招工与外出务工村民之间的信息渠道。
有一天，领导试探性地对刘增雄说：“你能不能打个头阵，常驻上海？”刘增雄同意了。
下班回到家，见妻子正在忙碌，刘增雄没敢上去跟她说话。吃晚饭时，刘增雄嘱咐儿子学习要上心，自律，不要让妈妈操心。儿子得意地回复：“妈妈那么辛苦，又上班又要做家务还要照顾妹妹，我才不会让她操心呢。”杜春娟立马听出丈夫话里有话。
夜里，两个孩子都睡了，刘增雄带着歉意说：“组织上让我担任上海劳务工作站站长，这一两年要常驻那边。”屋子里很静，墙上的闹钟正滴答滴答在响着。刘增雄等着妻子冲他发飙，这样他心里也好受点儿。杜春娟没发火，反而看着他笑道：“看把你愁的，我的觉悟在你眼中就那么低？作为公职人员，我能不知道脱贫攻坚的紧迫性？作为你老婆，我能不知道你的责任心？”
刘增雄有些担心地说：“囡囡还小，儿子上初中，学校离家也远了，每日接送都是事儿，你要受累了。”杜春娟就知道丈夫会担忧，宽慰他说：“你放心吧，我自有安排。”没几天，杜春娟就在儿子学校附近租好了房，方便儿子独自步行上下学。
脱贫路上的“摆渡人”：为了家乡远走异乡
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甄别信息，帮35-50岁的富余劳动力对接工作，同时解决部分女性单独出行不便、家人不放行的难题。这类工作，没有标准模式，也没先例可借鉴，只能自己摸索。
一到上海，刘增雄就联系了上海宝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掌握曲靖人在当地工作的情况。这些工作繁重又繁琐，刘增雄带着几个同事加班加点地梳理信息。案头工作做好了，还得实地调查，以确保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双方信息对称。刘增雄跑了不少企业，也找了一些在上海已经就业的老乡询问实际情况。
刘增雄每天早出晚归，累极困极时，就泡一桶泡面果腹。2019年9月20日，刘增雄收集到第一批用工信息后，返回曲靖招工。
那天，刘增雄风尘仆仆赶回家，女儿扑到他怀里大声喊着：“爸爸，你在家里上班，不要去上海，去了我看不到你。”刘增雄抱着女儿，心里酸酸的。他一抬眼，正好看见妻子红着眼眶背过身去。刚上初中的儿子有些羞涩地站在远处看着他。
几个月不见，刘增雄发现，儿子蹿个儿了。他抱着女儿，笑着靠过去，用肩膀撞了撞儿子，冲妻子喊道：“老大长个儿了，快赶上我了。”杜春娟笑了：“人家比你高！”这些年在基层，留在家的时间太少，他基本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习和成长。偶尔听母子俩聊学校的事，他也不太能插上话。这时间一晃，儿子都上初中了，个子也高出自己半个头。对于妻子和家，刘增雄心里颇有歉意。
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进了屋，儿子回房间写作业去了。刘增雄跟进去，掏出钱包要给儿子钱，儿子羞涩地拒绝了。孩子的举动，又令刘增雄双眼酸涩。 儿子很贴心，从不乱花钱。同龄孩子追捧国际名牌，儿子一直穿安踏，还在他面前自封“安踏小王子”。这次回来之前，同事们抽空去奥特莱斯，打算给家人带点东西，他也去逛了逛。他瞥见一款阿迪达斯的运动服，感觉很适合儿子，打电话给妻子问孩子的穿衣码子。儿子听说爸爸要给他买阿迪达斯，在电话那头大喊：“不要不要！”刘增雄听到妻子跟儿子说：“是打折款，价格跟安踏差不多。”小家伙愣了几秒，对着电话喊：“买买买！”刘增雄被儿子逗乐了。笑完了，又不由得心疼。
第二天一早，刘增雄就拎着行李出门。女儿大声地喊着“爸爸，爸爸”，哭得撕心裂肺。刘增雄双眼通红，一咬牙，扭头上车，摘下眼镜擦拭眼角，不敢看站在车窗外的妻女……
刘增雄到曲靖市下辖的贫困乡镇，由村干部带领着，挨家挨户通知招聘会的消息。一开始，不少村民对外出打工心存疑虑，他们最怕的就是劳务中介，怕被骗离乡，干了活儿还拿不到钱，人生地不熟，无处申诉，到最后落得两手空空，返乡无路。刘增雄和村干部们一遍遍耐心地表明来意，并解释可以远程面试，解除了村民们的后顾之忧。
2019年9月末，刘增雄头戴小红帽，举着小旗帜，带领着二十几个曲靖老乡准备登上火车奔赴上海。很多老乡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出大山。帮他们找工作难，帮他们进城、融入城市，更难。刘增雄像保姆一样拿着小喇叭，事无巨细地叮嘱：
“乡亲们，火车马上要开了。没坐过火车的要注意，厕所的门推不开说明里面有人。如果能够进去，进去后记得把门栓插起来，不然你们上个厕所有人进来，就尴尬咯。车上的开水在车厢中间，开水免费，泡方便面免费。”
“到了上海要注意，见不到天的地方不能抽烟;过马路要注意红绿灯。垃圾要分类，我们教大家认的桶上的标记，一定要牢记……”
到了上海南站，刘增雄将乡亲们亲手交到前来对接的工作人员手中。分别时，他叮嘱大家：“大家要把眼光放远点儿，脑袋放灵活点儿，多想想路子，只要不是坏东西，啥都学学，好为将来做打算。”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作，刘增雄和同事们会隔段时间跟乡亲们联系，了解他们在沪工作和生活的状况，以便及时调整工作。有一次，同事刚拨通一位老乡的电话，对方就骂骂咧咧。同事一下蒙了，赶紧向刘增雄求助。刘增雄接过电话，轻声细语地询问道：“老乡，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真遇到事儿了，大胆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一番沟通后，刘增雄了解到，老乡身体不舒服，上不了班，心情不好。刘增雄嘱咐他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工作站可以帮忙解决。同事得知自己被骂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由得委屈。
刘增雄安抚他：“他们第一次出远门，在外打工，总有苦闷的时候，听到熟悉的乡音，就像见到家人，忍不住想发泄一下。”同事被刘增雄说服，还当场向他请教工作秘诀。刘增雄谦虚地摆手：“哪有什么秘诀，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没有标准模式，无非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们服务的对象是读书不多的乡亲，更要放低姿态，帮他们分析，想他们所想。”
刘增雄鼓励走出去的乡亲们多想办法带动还没敢踏进城市的乡亲们走出大山。有头脑活络的乡亲，跟温州、宁波等众多用工企业对接，做起了专业的人力资源代理。他们遇到问题，会找刘增雄取经。刘增雄将自己在基层扶贫和在上海站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并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确保用工单位真实可靠，务必保障老乡们的权益。
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人人都有星辰大海
在上海，刘增雄忙着帮乡亲们排忧解难。在老家，杜春娟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应付女儿的追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杜春娟安抚她：“爸爸去上海了，很快就回。”女儿去门口等，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总不见爸爸的身影。小丫头开始奶声奶气地“抱怨”：“等爸爸回来了，就不去上海了，上海很坏……”
杜春娟大笑，等刘增雄第二次从上海回来，将女儿的童言童语告诉他，刘增雄百感交集。这次回来，听说爸爸过两天还要去上海，刘增雄走到哪儿女儿跟到哪儿，生怕他被“上海”带走了，又不见了。
刘增雄在工作站的第一年，每天在外地紧赶慢赶，每隔三个月回一趟曲靖，在家打个转儿，就又忙着下乡安排面试，带领乡亲们去上海。
从曲靖到上海，刘增雄是乡亲们脱贫梦想的引航人，被誉为云南大山里的“1号中介”。他带领着无数人走出大山，踏上为生活闯荡的路。他最亏欠的，是妻子和一双儿女。后来，因为拍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他才在家多待了几天。
2019年12月15日是父亲85岁生日，刘增雄跟父亲说好了，一家大小回乡给老人家过生日。这些年，因为工作，他都没怎么回家陪老人。前两年，他下乡扶贫，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害得老父亲在家备着饭菜空等。这次，他说什么都要为父亲庆生。杜春娟和孩子们也很期待。老人乐呵呵地吆喝子女们都回来。可临了，碰上沪滇协作考核，刘增雄又脱不开身，只得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替他回家。
2020年初，因为疫情，刘增雄难得在家陪妻子孩子，可他并不安心，为贫困户进城务工而发愁。好在，2020年2月下旬，各地开始慢慢复工。
2月27日，刘增雄出发去上海。这一年多，“上海”这两个字成了女儿的禁忌。因此，刘增雄和妻子达成默契，在家从不提这两个字。
这天，小丫头见刘增雄提着行李，警觉地问：“爸爸，你去哪儿？”刘增雄和妻子相视一笑，说：“爸爸去南通。”这次，他先去南通，处理完工作再去上海。小丫头不知道南通是什么地方，但她知道那不是上海，高兴地将刘增雄送到门口，又再次询问：“爸爸，不是上海，你就很快能回来是不是？”刘增雄点点头。小丫头开开心心地将他送下了楼。
刘增雄带着一百多位乡亲，分坐四辆大巴车赶往南通。云南疫情不严重，大家出门时心情不错。到达目的地后，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车辆和人员滞留在城里不能随意走动，刘增雄和乡亲们都蒙了。
他们往车窗外一看，发现乌泱泱的人流，正排成长龙。刘增雄一时没了主意。这么大阵仗，乡亲们吓坏了，七嘴八舌道：“领导，怎么办，这么多人，我们要是被感染了怎么办？”
他们做了防疫的各项准备，只是没想到形势这么严峻，他们没有防护服。刘增雄怕乡亲们闹起来，走下车，镇定道：“不怕，我有办法。”他讓乡亲们务必待在车里，千万不要出来，自己一个人在寒风中跑来跑去，跟相关人员协调工作，商量对策。
下午5点，忙完所有事，刘增雄坐回车里，感觉自己像带着乡亲们打了一场仗。车辆顺利通行后，刘增雄发了个朋友圈，记下这段特殊的经历。
南通的朋友看到，大骇，来电说：“怎么连件防护服都不穿？你这是赤膊上阵，万一出事了呢？”朋友要加急给他送套防护服，后续再有情况，一定要穿上。刘增雄轻松一笑：“我一个人防护怎么行？身后还有那么多农民兄弟等着上班呢。”
杜春娟看到后，提心吊胆。这天晚上，她给刘增雄打来电话。之前，刘增雄出差在外，杜春娟怕打扰他工作，很少主动打电话发微信。刘增雄忙起来也常忘记跟妻子联系。等他想起来，也多是深夜。妻子心疼他白天四处奔走太辛苦，不忍心多说，总是催他挂电话休息。可这天，杜春娟一时没忍住，絮叨了好半天。刘增雄一点不嫌妻子“啰唆”。这几年，他们夫妻聚少离多，越发珍惜在一起的日子。有时对方一个眼神，就能相互懂得。中年不易，上有老、下有小，刘增雄很感激妻子的付出，让他能踏实笃定地为乡亲们东奔西走。
截至2020年12月2日，曲靖市最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会泽县彻底摘掉了千百年贫穷的帽子，经济发展后劲增强，很多外出打工的乡亲回乡发展。
2020年底，刘增雄回了家乡。他再也不用担心女儿听到“上海”两个字就委屈大哭了。有一天，刘增雄忙碌一天回来，终于放下响个不停的手机，看着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镜头里的自己，思绪再一次被拉回到脱贫攻坚的难忘岁月……
编辑/张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