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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匪夷所思、但却万分真实的故事——
1987年，24岁的云南机床厂女职工林桂芝和云南某部军官杜孟德结婚了。杜孟德是云南大理人，比林桂芝大9岁。林桂芝幼年父母就去世了，没什么亲人。魁梧健壮的杜孟德十分体贴，发誓一生呵护妻子。1988年冬天，他们的女儿婷婷出生了。虽然假期有限，和妻女团聚也有限，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十分幸福。
1999年春节期间，杜孟德正在家里休假，和林桂芝带着女儿到翠湖公园去玩。不一会儿，林桂芝突然心慌胸闷，大口喘粗气。杜孟德背起妻子，拼命朝附近医院跑去。医生检查后认为她是血糖太低，劳累过度导致。之后，林桂芝时不时心慌胸闷。不久，杜孟德转业到了云南省军区军械修理所。每天下班，他都买好菜，做好饭让妻子下班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了丈夫的照顾，林桂芝心慌气短的病症有所缓解。
2000年，婷婷已小学毕业。这年5月的一天，林桂芝在去菜市场的路上，突然天旋地转，瘫倒在路边。意识到问题严重，杜孟德将妻子送到了昆明市延安医院，该院心胸科在当地最权威。经详细检查，医生确认林桂芝患的是心脏窦房节综合征，要安装心脏起搏器，病症才能解除。医生声称该手术是心胸科普通手术，没风险，承诺术后病人的身体将彻底康复，再生一个孩子都不成问题。杜孟德接受了医生建议，为了让妻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他拿出积攒下来的六万多元钱，为妻子安装了一台昂贵的进口心脏起搏器。医院为林桂芝进行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在医院住了三十多天院后，她出院了。
然而，出院第四天，林桂芝的病情突然加重，胸闷窒息，呼吸都十分困难。杜孟德赶紧将妻子送回延安医院复诊，接诊医生说这是安装起搏器后的正常反应，给她开了一些药，就此了事了。
回家后，林桂芝严格按医嘱休养，按时服药，然而，病情非但没有丝毫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每次病情发作，她都生不如死，既不能站，坐，也不能躺，只能半蹲着，经常大汗淋漓，胸闷得要死，每次都像从鬼门关挣扎而回。杜孟德心急如焚，去延安医院咨询，专家回复，病人和起搏器都没问题，否则早没命了。这是适应期，只有坚持度过。林桂芝天天在痛苦中挣扎，没法工作，日常起居需要人看护。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2月，林桂芝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性情也变得非常脆弱、暴躁，而这又加剧了她的病情。有时，实在难受，她就冲着丈夫嚷：“你快把我打晕啊！死过去我就不难受了。”那副惨状，令杜孟德潸然泪下。有时病情发作，丈夫不在身边，她就自己往墙上撞，想一死了之。杜孟德发现后，唯有半蹲着托着妻子，尽可能让她舒服一点。这样的次数多了，杜孟德实在难以理解，他多次去找延安医院的专家询问究竟，然而，得到的回复都是：这是起搏器适应症，你妻子的反应比较大，家属必须好好安抚，不能再加重她的心理负担。杜孟德除了爱护妻子，也没有别的招了。
2003年2月，林桂芝在上街时，再次突然晕倒。这一次，她被120急救车就近送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主治医生经过细致的检查后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安装在病人体内的起搏器参数是零，根本没有设置，换言之，起搏器连开关都没打开，病人在两年时间里靠无知无畏挺过了次次危机。
杜孟德难以置信：“医院完全等于放了一块石头在我妻子的心里啊！”想起妻子两年来怀揣一个从不工作的铁家伙，苦苦挣扎在生死边缘，一向乐观坚强的杜孟德心疼不已，泣不成声。
鉴于病人情况危急，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在几天后，不得不第二次打开了林桂芝的胸腔，重新为她设置了起搏器参数，起搏器这才开始运转了。然而，由于两年的延误，林桂芝的心脏早已不堪重负，加上再度接受手术，她的身体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心跳过缓，加速等突发情况，不时发作，依旧徘徊在生死边缘。对此，专家们更没有好办法了，这可能是因为病人的现有体质和两年前选定的起搏器有不匹配的地方所致，也可能真的是适应症，但鉴于病人的身体状况太复杂，根本无法查证。
这堪称最蹊跷的医疗事故，意味着未来的岁月，妻子依然随时被猝死等心脏并发症笼罩着。杜孟德怒不可遏，愤然替妻子向延安医院讨说法。延安医院矢口否认，并要求杜孟德提供证据，态度强硬，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气愤之下，2004年初，夫妇俩将昆明市延安医院状告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要求给予精神赔偿。然而，由于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声称作为同城医院同行，他们不愿得罪延安医院，不肯提供第二次手术前、起搏器未设置参数的直接证据，还劝杜孟德息事宁人。杜孟德拿不出有力证据，一审败诉。
这样的结果，令林桂芝更加不平，她的身体堪虞，人也因为这场非人的磨难变得神经质，她发誓要用毕生精力讨说法。出于对妻子的爱，杜孟德对妻子一向顺从，也一直千方百计为妻子讨公道。此后，夫妇俩四处奔走，无数次检查，鉴定，各种上访，声讨。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每一次他们都败诉了。有几次林桂芝因为得不到正当的回应，气得当场病发晕倒，险些丧命。他们的遭遇，也引起了很多法律专家和医学专家的同情。然而，专家同时也告诉他们，时间越久，他们打赢官司的胜算越小。要想赢官司，只有一种可能：重新打开林桂芝的心脏，取出起搏器，让权威部门鉴定起搏器的参数究竟是何时设置。而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就是在拿林桂芝的生命做赌注，这样的鉴定谁也不敢进行。
这样的结论，让林桂芝更加绝望。然而，她依旧不甘心，她要为自己面目全非的生活讨回公道。此后十年，夫妇俩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了打官司上。十年间，夫妇俩省吃俭用，没买过一件新衣裳，没上过一顿餐馆，耗费了家里所有的资金、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官司中。甚至连女儿都忽略了，女儿的学习没管过一天，也没带孩子到公园游玩过，在最应该得到家庭温暖的年纪，他们的女儿没有享受过父母一天的关爱。所幸的是，懂事的女儿从小都是一个人走路去学校上课，放学后她就到市场买菜做饭，等爸妈回家。 为了打赢官司，杜孟德也拼尽全力，他买来了大量的法律书籍，自学完成了大学本科法律专业的课程。他发誓一定要将这场官司打到底。然而，每一次庭审，依旧是缺乏证据，依旧是输。每一次得到结果，林桂芝都被击打得痛苦不堪，但她也越发执拗。
2012年初的一天，夫妇俩又一次败诉了。离妻子做手术已十多个年头，初审法官都已去世了。杜孟德搀扶着泪流满面的妻子从法院出来，寒风吹过来，他看见妻子双鬓的白发，因痛苦扭曲的面庞，他突然心脏一阵绞痛，一阵眩晕，差点摔倒在地上。过了好大一会，他才缓过劲来。这种近乎死亡的瞬间，是他第一次体味，他在和妻子一样的苦痛里经历了一遭，幡然醒悟：自己老了，也许他会疾病缠身，再也扶不动妻子。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多年来，他和妻子站在一起，认为只有讨回公道，妻子才能走出伤痛。然而，他们除了耗尽了最该经营的幸福年华，一无所获。医院有错，但错误已无法挽回。他，作为丈夫，在妻子体内的起搏器已然作用不大，已然无法彻底摆脱痛苦时，应该充当起妻子生命的起搏器。他的呵护和关心，才是妻子新生的最大动力。否则，再继续耗下去，妻子的一生，一家人都会被一只起搏器毁了。
从那以后，杜孟德不再专注于官司，而是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关心妻子身上。在照顾妻子之外，他开始四处打听哪里有良方，可以改善妻子本身的心脏机能。听说在昆明东郊有一个老中医治疗心脏疾病有奇效，但这名老中医每周只在周一才看病一上午，排队的人非常多，杜孟德的家在西郊，他就在周末的半夜起床，骑自行车穿越半个城市，早早来到诊所排队，再让弟弟带着妻子坐车赶过去。
在老中医的指导下，杜孟德每周记录下妻子的心跳次数，周一带给老中医做数据参考。坚持两个月后，老中医为林桂芝开出了药方。提着几大兜中药回家，杜孟德按照老中医的要求，每次熬药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因为该药方对煎药顺序有严格要求，他必须时刻在火炉旁边守着。这种中药不仅难喝，而且煮时气味浓烈非常难闻，整个家里都弥漫着说不出的怪味，邻居从他家门前经过时都要掩鼻，杜孟德经常熬着熬着就作呕起来，但他还是每天坚持着。
多年的疾病，让林桂芝的性格十分乖戾，经常乱发脾气。一个原本温馨的家，早已在泪水和痛苦中被浸泡得面目全非。现在，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妻子。开始，林桂芝死活不肯吃这种恶心的中药，多次打翻药碗。每次，杜孟德总是默默地捡起破碎的碗片，再重新返回厨房，再花费三个小时熬一碗出来。看丈夫为了自己这么用心，林桂芝再难受，也不发脾气了。
长期在家，林桂芝越发憋闷得难受。在坚持服用一段时间的中药后，她的身体有了起色，居然要求回单位上班了。杜孟德非常支持，他和林桂芝单位的领导协商，为妻子安排了一个非常清闲的工作。他每天3点起床，熬好中药，看着妻子服下，再骑车将妻子送到单位，然后再赶去上班。下班后，杜孟德再骑车去接妻子。他并不着急回家，而是每天优哉游哉地带着妻子在昆明的大街小巷里游玩。重新工作了，视野开阔了，加上每天坐在自行车上看风景，林桂芝的脾气越来越柔顺，气顺了，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林桂芝突然难受，一下从自行车后座上掉了下来，蹲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大颗大颗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杜孟德一边为妻子擦拭汗珠和泪水，一边说：“桂芝，咱去医院。不上班了，我去给你请个假。”“没事没事，你别怕。这些年，我这个泥人早就变成铁老虎了。”林桂芝还一再安抚丈夫，见丈夫着急，她还强忍难受，给他讲起了笑话。杜孟德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出，自从妻子经历那次事故，他早已忘记了她的温情模样。这会，它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一点点回来了。
当时，他们的婷婷已经考上了昆明大学，这个打小就非常独立的女孩，在进入大学后，越发明亮。她配合着爸爸，成了家里的开心果。父女俩一起，像呵护一个任性的孩子，一点点让妻子的生活回归到了平静中。之后，杜孟德教妻子学起了汽车修理知识，扮演起了护士、厨师、老师不同的角色。偶尔，林桂芝也感慨：我认识你时，你就是个团级干部，要不是找了我这个病坨坨，你说不定早就是师级干部了。他却调皮地回答：因为你，我还成了半个心脏病专家呢！夫妇俩哈哈大笑。这个温馨的家，终于重新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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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4岁的云南机床厂女职工林桂芝和云南某部军官杜孟德结婚了。杜孟德是云南大理人，比林桂芝大9岁。林桂芝幼年父母就去世了，没什么亲人。魁梧健壮的杜孟德十分体贴，发誓一生呵护妻子。1988年冬天，他们的女儿婷婷出生了。虽然假期有限，和妻女团聚也有限，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十分幸福。
1999年春节期间，杜孟德正在家里休假，和林桂芝带着女儿到翠湖公园去玩。不一会儿，林桂芝突然心慌胸闷，大口喘粗气。杜孟德背起妻子，拼命朝附近医院跑去。医生检查后认为她是血糖太低，劳累过度导致。之后，林桂芝时不时心慌胸闷。不久，杜孟德转业到了云南省军区军械修理所。每天下班，他都买好菜，做好饭让妻子下班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了丈夫的照顾，林桂芝心慌气短的病症有所缓解。
2000年，婷婷已小学毕业。这年5月的一天，林桂芝在去菜市场的路上，突然天旋地转，瘫倒在路边。意识到问题严重，杜孟德将妻子送到了昆明市延安医院，该院心胸科在当地最权威。经详细检查，医生确认林桂芝患的是心脏窦房节综合征，要安装心脏起搏器，病症才能解除。医生声称该手术是心胸科普通手术，没风险，承诺术后病人的身体将彻底康复，再生一个孩子都不成问题。杜孟德接受了医生建议，为了让妻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他拿出积攒下来的六万多元钱，为妻子安装了一台昂贵的进口心脏起搏器。医院为林桂芝进行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在医院住了三十多天院后，她出院了。
然而，出院第四天，林桂芝的病情突然加重，胸闷窒息，呼吸都十分困难。杜孟德赶紧将妻子送回延安医院复诊，接诊医生说这是安装起搏器后的正常反应，给她开了一些药，就此了事了。
回家后，林桂芝严格按医嘱休养，按时服药，然而，病情非但没有丝毫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每次病情发作，她都生不如死，既不能站，坐，也不能躺，只能半蹲着，经常大汗淋漓，胸闷得要死，每次都像从鬼门关挣扎而回。杜孟德心急如焚，去延安医院咨询，专家回复，病人和起搏器都没问题，否则早没命了。这是适应期，只有坚持度过。林桂芝天天在痛苦中挣扎，没法工作，日常起居需要人看护。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2月，林桂芝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性情也变得非常脆弱、暴躁，而这又加剧了她的病情。有时，实在难受，她就冲着丈夫嚷：“你快把我打晕啊！死过去我就不难受了。”那副惨状，令杜孟德潸然泪下。有时病情发作，丈夫不在身边，她就自己往墙上撞，想一死了之。杜孟德发现后，唯有半蹲着托着妻子，尽可能让她舒服一点。这样的次数多了，杜孟德实在难以理解，他多次去找延安医院的专家询问究竟，然而，得到的回复都是：这是起搏器适应症，你妻子的反应比较大，家属必须好好安抚，不能再加重她的心理负担。杜孟德除了爱护妻子，也没有别的招了。
2003年2月，林桂芝在上街时，再次突然晕倒。这一次，她被120急救车就近送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主治医生经过细致的检查后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安装在病人体内的起搏器参数是零，根本没有设置，换言之，起搏器连开关都没打开，病人在两年时间里靠无知无畏挺过了次次危机。
杜孟德难以置信：“医院完全等于放了一块石头在我妻子的心里啊！”想起妻子两年来怀揣一个从不工作的铁家伙，苦苦挣扎在生死边缘，一向乐观坚强的杜孟德心疼不已，泣不成声。
鉴于病人情况危急，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在几天后，不得不第二次打开了林桂芝的胸腔，重新为她设置了起搏器参数，起搏器这才开始运转了。然而，由于两年的延误，林桂芝的心脏早已不堪重负，加上再度接受手术，她的身体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心跳过缓，加速等突发情况，不时发作，依旧徘徊在生死边缘。对此，专家们更没有好办法了，这可能是因为病人的现有体质和两年前选定的起搏器有不匹配的地方所致，也可能真的是适应症，但鉴于病人的身体状况太复杂，根本无法查证。
这堪称最蹊跷的医疗事故，意味着未来的岁月，妻子依然随时被猝死等心脏并发症笼罩着。杜孟德怒不可遏，愤然替妻子向延安医院讨说法。延安医院矢口否认，并要求杜孟德提供证据，态度强硬，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气愤之下，2004年初，夫妇俩将昆明市延安医院状告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要求给予精神赔偿。然而，由于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声称作为同城医院同行，他们不愿得罪延安医院，不肯提供第二次手术前、起搏器未设置参数的直接证据，还劝杜孟德息事宁人。杜孟德拿不出有力证据，一审败诉。
这样的结果，令林桂芝更加不平，她的身体堪虞，人也因为这场非人的磨难变得神经质，她发誓要用毕生精力讨说法。出于对妻子的爱，杜孟德对妻子一向顺从，也一直千方百计为妻子讨公道。此后，夫妇俩四处奔走，无数次检查，鉴定，各种上访，声讨。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每一次他们都败诉了。有几次林桂芝因为得不到正当的回应，气得当场病发晕倒，险些丧命。他们的遭遇，也引起了很多法律专家和医学专家的同情。然而，专家同时也告诉他们，时间越久，他们打赢官司的胜算越小。要想赢官司，只有一种可能：重新打开林桂芝的心脏，取出起搏器，让权威部门鉴定起搏器的参数究竟是何时设置。而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就是在拿林桂芝的生命做赌注，这样的鉴定谁也不敢进行。
这样的结论，让林桂芝更加绝望。然而，她依旧不甘心，她要为自己面目全非的生活讨回公道。此后十年，夫妇俩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了打官司上。十年间，夫妇俩省吃俭用，没买过一件新衣裳，没上过一顿餐馆，耗费了家里所有的资金、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官司中。甚至连女儿都忽略了，女儿的学习没管过一天，也没带孩子到公园游玩过，在最应该得到家庭温暖的年纪，他们的女儿没有享受过父母一天的关爱。所幸的是，懂事的女儿从小都是一个人走路去学校上课，放学后她就到市场买菜做饭，等爸妈回家。 为了打赢官司，杜孟德也拼尽全力，他买来了大量的法律书籍，自学完成了大学本科法律专业的课程。他发誓一定要将这场官司打到底。然而，每一次庭审，依旧是缺乏证据，依旧是输。每一次得到结果，林桂芝都被击打得痛苦不堪，但她也越发执拗。
2012年初的一天，夫妇俩又一次败诉了。离妻子做手术已十多个年头，初审法官都已去世了。杜孟德搀扶着泪流满面的妻子从法院出来，寒风吹过来，他看见妻子双鬓的白发，因痛苦扭曲的面庞，他突然心脏一阵绞痛，一阵眩晕，差点摔倒在地上。过了好大一会，他才缓过劲来。这种近乎死亡的瞬间，是他第一次体味，他在和妻子一样的苦痛里经历了一遭，幡然醒悟：自己老了，也许他会疾病缠身，再也扶不动妻子。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多年来，他和妻子站在一起，认为只有讨回公道，妻子才能走出伤痛。然而，他们除了耗尽了最该经营的幸福年华，一无所获。医院有错，但错误已无法挽回。他，作为丈夫，在妻子体内的起搏器已然作用不大，已然无法彻底摆脱痛苦时，应该充当起妻子生命的起搏器。他的呵护和关心，才是妻子新生的最大动力。否则，再继续耗下去，妻子的一生，一家人都会被一只起搏器毁了。
从那以后，杜孟德不再专注于官司，而是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关心妻子身上。在照顾妻子之外，他开始四处打听哪里有良方，可以改善妻子本身的心脏机能。听说在昆明东郊有一个老中医治疗心脏疾病有奇效，但这名老中医每周只在周一才看病一上午，排队的人非常多，杜孟德的家在西郊，他就在周末的半夜起床，骑自行车穿越半个城市，早早来到诊所排队，再让弟弟带着妻子坐车赶过去。
在老中医的指导下，杜孟德每周记录下妻子的心跳次数，周一带给老中医做数据参考。坚持两个月后，老中医为林桂芝开出了药方。提着几大兜中药回家，杜孟德按照老中医的要求，每次熬药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因为该药方对煎药顺序有严格要求，他必须时刻在火炉旁边守着。这种中药不仅难喝，而且煮时气味浓烈非常难闻，整个家里都弥漫着说不出的怪味，邻居从他家门前经过时都要掩鼻，杜孟德经常熬着熬着就作呕起来，但他还是每天坚持着。
多年的疾病，让林桂芝的性格十分乖戾，经常乱发脾气。一个原本温馨的家，早已在泪水和痛苦中被浸泡得面目全非。现在，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妻子。开始，林桂芝死活不肯吃这种恶心的中药，多次打翻药碗。每次，杜孟德总是默默地捡起破碎的碗片，再重新返回厨房，再花费三个小时熬一碗出来。看丈夫为了自己这么用心，林桂芝再难受，也不发脾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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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的婷婷已经考上了昆明大学，这个打小就非常独立的女孩，在进入大学后，越发明亮。她配合着爸爸，成了家里的开心果。父女俩一起，像呵护一个任性的孩子，一点点让妻子的生活回归到了平静中。之后，杜孟德教妻子学起了汽车修理知识，扮演起了护士、厨师、老师不同的角色。偶尔，林桂芝也感慨：我认识你时，你就是个团级干部，要不是找了我这个病坨坨，你说不定早就是师级干部了。他却调皮地回答：因为你，我还成了半个心脏病专家呢！夫妇俩哈哈大笑。这个温馨的家，终于重新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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