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英国啦啦队全国总决赛现场，无疑是当时整座伦敦城最充满活力的地方。女孩们穿着闪闪发光的紫色运动紧身衣，用硕大的粉色蝴蝶结束起金发。她们“唰唰唰”地来回舞动花球，踢腿，旋转，亮黄色的木地板上传来欢快的“咚咚”声。
　　相比之下，DAZL队看起来寒酸又黯淡。这群穿着黑色练功服的队员挤在一旁候场，这支队伍既没有华丽的蓬蓬裙，也没有银色的尖头皮鞋，更没有甩来甩去的长辫子——这倒并不奇怪，因为DAZL队是整场比赛中唯一的全男生队伍，并将与13支女生啦啦队争夺冠军。
　　事实上，他们并非只在赛场上才被看作异类。赛场外，他们来自英国利兹市一座公立学校，在那里，对“啦啦队男孩”的言语羞辱或拳打脚踢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
　　英国导演詹姆斯·牛顿用摄像机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成长历程，一个8岁小男孩就曾经懊恼地对着镜头说：“他们总是叫我娘娘腔、同性恋。”而另一个极其害羞的男孩则常常被强壮的橄榄球队员们殴打。
　　但，他们最终走到了伦敦的赛场。
　　丑小鸭组成的DAZL
　　在音乐响起前，没有人知道DAZL队能否赢得比赛，包括他们自己。
　　9岁的哈维算得上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但他也常常怀疑自己的选择。这个鼻子上布满雀斑的小男孩曾经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参加一个测验，“你天生适合做什么？”结果，经过无数问题的连环轰炸后，他像很多男孩一样被断定“适合做篮球运动员”。
　　“我有生之年可从未玩过一次篮球”，这个留着贝克汉姆头的小男孩一脸郁闷地说。他也很快发现，在整个测验里，根本就没有为男性设置“舞蹈家”的最终可能性。
　　艾略特也面对着同样的苦恼。他今年12岁，曾是普通的小学橄榄队队员。糟糕的是，他总是被胖小子们欺负的那一个，以至于没多久，他就转而加入男生啦啦队。
　　对于教练伊安来说，孩子们的麻烦远远不止这些。尽管啦啦队里只有10几名队员，但他们大多数来自贫穷的单亲家庭。英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发布过一项数据，英国有超过1/4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而英国90%的单亲家庭都由单亲母亲和子女组成。
　　哈维、艾略特和另一名领舞男孩乔希都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母亲凯拉独自抚养哈维和他的两个姐姐，3个孩子挤住在一间卧室的上下铺。再过几年，等到哈维更高一点的时候，他只要从上铺坐起来就可能撞到天花板。凯拉的工作薪水微薄，以至于哈维只能一直趿拉着一双已经不合脚的破靴子。
　　哈维穿着深蓝色的连帽衫走过这座阴冷的城市，一整天里，他都显得郁郁寡欢。
　　这天上午，他在练功房里被教练伊安训了一顿，原因是他在挥舞花球时打中了队友的膝盖。当被教练训斥时，小男孩戏剧化地将头埋在墙角，捂住脸大哭起来：“那又不是我的错！”
　　“不要像个婴儿一样哭闹，快回到原位。”伊安无奈地说。
　　“你干嘛冲我喊！”哈维哭得更厉害了。
　　这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哈维在自家杂乱的院子里和纪录片导演牛顿聊了一会。他今天先是打中了队友，接下来又没能完成旋转跳，“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在学校里踢足球的时间太长了，导致我有点疲惫。”这个敏感的小孩随后又懊恼地补充了一句，“今天，伊安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那个瘦高个儿、永远充满活力的舞蹈教练“就像爸爸一样”，“他在我心中就是那样的形象”。
　　事实上，哈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父亲了。两年前，他的父母就离婚了。哈维对父母一起的最后记忆是：母亲正在往父亲的脸上扔盘子。
　　哈维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当他在舞台上跳舞时，父亲就坐在台下。他舔了一大口手里的蛋卷冰淇淋，说：“如果我事前不知情，却发现他来看我了，那我该多惊喜啊！我喜欢惊喜。”
　　对于哈维来说，他希望能成为像比利·艾略特那样的“舞蹈家”。哈维觉得自己和这位明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喜欢跳舞，他们的父亲都不喜欢儿子“毫无男子气概”地跳舞。最终，比利·艾略特的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追求，他带着他去伦敦参加选拔，尽管比利紧张得想要放弃，但父亲却最终劝服他重返赛场，实现梦想。
　　其实，这位“大舞蹈家”只不过是12年前一部英国歌舞电影的主角，哈维也许是从电视里迷上了他。哈维同时也相信，如果自己的父亲也这么理解他，理解他对啦啦队表演的热爱，“那意味着我会成为另一个比利·艾略特，没错，我会成为他的！”
　　比起其他9岁男孩来说，哈维似乎想得更多，“我并不真心期待他来看我比赛，因为他总是有别的事要忙，他总觉得自己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如果他来看我，就意味着他放弃了所有重要的事情，专程来看我。”
　　他知道这一切是很难实现的，自打父母离婚后，他就没有见过爸爸，“我没法通知他比赛的时间地点，因为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哈维明白，自己是这个家中的男子汉。在给妈妈的母亲节贺卡里，他写道：“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有我爱着你，你会走得更远。我爱你。”
　　在伦敦上电视
　　教练伊安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淘气包。
　　比赛开始前的一个月，这些淘气包最终都回到了学校里的练功房——一座危房。
　　在那里，伊安和助理教练彻丽踮着脚尖来回训话：“今年的训练要比去年训练更加严格，但我们能否比去年做得更好就看你们的了。如果你们想要获得冠军，就要在每个环节都投入更多的精力。”
　　孩子们每天在公车站前的电线杆上练习爬杆的技巧。在练功室里，他们僵硬地跟着彻丽学习如何将表情“放大100倍”，别扭地鼓起腮帮，做着“吃惊的表情、高兴的表情、顽皮的表情”。
　　在参加正式比赛前，这支特别的队伍接受了伦敦一个全国性电视节目的邀请。为此，他们还得学会如何变幻花球拼出节目的英文名。最常见的问题是，“H”丢失了“小腿”，S找不到“尾巴”。
　　他们终于还是乘上了前往伦敦电视台的火车。对大部分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去伦敦——国家的首都，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在伦敦的地铁上，一个男孩甚至毫无来由地大哭起来，紧接着，哭声就像是被传染了一样，剩下的几个也都面红耳赤地哭了起来。
　　这种紧张感很快就消失了。入住酒店后，每一个孩子都兴奋得要命，他们嘴上说着“真怕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出丑”，但却一直来回转换着电视频道，而并未早些入睡，为明天清早就开始录影的电视节目蓄养体力。
　　这些小把戏在第二天清早5点半就被伊安发现了——每个孩子都面露倦容，哈欠连天。他们完全无法表露出“120%的表情”，甚至就连笑容都很难挤得出。
　　在伊安看来，这不过是训练这帮淘气鬼遭遇的所有问题中最普通的一个，“我告诉过你们早点睡觉，可你们如今一脸倦容。我没期待你们很完美，只希望你们够听话。DAZL，加油吧！”
　　DAZL队最终完美地结束了在摄影棚的表演，就像他们总是能做到的那样——在镜头里闪闪发光。
　　哈维的好运
　　回到利兹，哈维却额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教练伊安和彻丽决定辅导并推荐他参加北方芭蕾舞学院的奖学金面试。
　　从那时开始，即便是在房间里，哈维都拿着花球蹦蹦跳跳，练习技巧。哈维猜测，面试现场将是一个大大的房间，评委们坐在大桌子后面，地板干净，一切都很光鲜。
　　事实也与他的想象相差不远。他和母亲先是悄悄地走进宽阔的排练场里候场，阳光从窗户里洒进来，一些身材细长的男孩子正在这里练习翻转、跳跃。
　　没过多久，钢琴里传出“天鹅湖”的旋律，男孩们绷着脚尖旋转起来。哈维目不转睛地看着，露出了一对小兔牙和一脸赞叹的表情。
　　后来，当他回到利兹的草地上和朋友踢足球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天鹅湖’”。“非常美，不过，让我感觉我是一只丑小鸭。”
　　在这所学院里，卖力表现的哈维事实上也确实像一只丑小鸭。当他脱掉运动鞋走进考场时，黑色的袜子在脚后跟处露了一个大洞。
　　自打回到利兹开始，每天清早，哈维都会像个刚刚从春天树洞里探出头来的小鼹鼠，趴在窗口寻找邮递员的身影。好不容易，他等到了穿着红色T恤、背着红色邮包的人，“嗨，邮递员先生，你可要好好履行你的职责哦！”
　　邮递员终于派来了哈维最想收到的信。这封来自北方芭蕾舞学院的信称，哈维在第一轮面试中表现非常出色，“我们想邀请他明年3月参加第二轮专业训练项目的选拔”。
　　这封信，让凯拉和哈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巴望获得什么好运的妈妈激动极了，“快点！我要把信锁进保险箱！”
　　他们赢得了一个国家的关注
　　在全国啦啦队大赛前，伊安颇为犹豫地展望着前景，“在这项女生主导的比赛里，我希望孩子们能进入三甲。”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乔希剪了一个超酷的发型，孩子们也已经拿到新发的表演服装，一辆舒适的巴士将他们从利兹送往伦敦。
　　比起上一次失控的伦敦之行，他们这次显得沉稳多了。尽管临睡前有两个同屋的孩子打了起来，但总体来说，大家都没有熬夜。看到台上蹦蹦跳跳、令人眼花缭乱的女生啦啦队表演，坐在台下的一群男孩都看得目瞪口呆。在他们上场前，伊安大声喊道：“男孩们，你们会令人惊艳的！”
　　男孩们挥舞着紫色的花球占领了整个舞台，然后，是整个剧场。
　　最终，如伊安希望的那样，DAZL队荣登三甲，获得季军。他们怯生生地从台上领取了奖杯，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彻丽哭湿了假睫毛，乔希边哭着边啃自己的大拇指甲，每一个人都在哭泣，仿佛这是表达欢乐唯一的方式。
　　他们曾是最草根阶层的孩子，如今，他们赢得了一个国家的关注。
　　（摘自《信睿》201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