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变革,社会风气的变化成为由其带来的重要的新变化。在社会公众随着社会文明进步而日益重视社会风气问题的当下,50年代社会风气更加受到关注和热议,但同时又总是识见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风气流变为研究主题,正是力图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体系化考察和探讨。文章首先集成相关研究成果并立基于研究需要,将社会风气明确界定为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行为两大范畴并有相应具体表现的广义的总体性概念,并以此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文章主体部分一开始就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经由政权巩固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确立、向社会主义的转向与新社会分层体制的建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早期探索的历史演变,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气以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为界分成重生与新变前后两段。随即对重生阶段的新社会意识和新社会行为进行了考察,认为新社会意识的建立主要为:中国共产党以方针政策及策略的正确、全面系统的宣传教育、自身的强健与民众关系的良好以及党国认同一体化构建并推动了各革命阶级对其的政治认同及深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全民性扩张中深入人心,但也一度经调适保留了社会氛围的相对宽松;阶级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化和在各革命阶层的深化,推动其渗透到各个群体及整个社会体系;重政治的革命传统向全国扩展,政治衡量评判标准趋向社会化,表明重政治的风气开始形成;包括社会公德、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及为人民服务与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范在内的社会主义道德普遍流行;“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形塑推广下成为社会共识;新婚姻法的贯彻推动了婚姻观念的变革,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历史性提升。新社会行为的树立主要有:旧中国普遍存在的黄、赌、毒和扰乱、破坏社会秩序与安全的各种行为得以禁绝和基本消除;向英模学习的新潮流和积极分子基层示范效应的扩散推动了争当先进成为新的社会性行为选择;革命简朴的新婚俗引领婚俗的变革,推行火葬、建立公墓以及开追悼会等新丧俗为主的新改革开始了;新节日体系经由国家设定并采取系统的纪念方法而确立起来,被作为新政治资源开始得以有效运用,新的各种称谓也流行开来。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早期探索的50年代最后几年,主要是伴随早期探索的曲折发展,社会风气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包括对知识分子偏见的形成,急于求成、盲目崇上、“左”比“右”好的政治性心理的新变化,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兴起盛行,和对集体主义超阶段的再注解和推广以及农民“反行为”的出现等等,都是相应的主要表现。50年代的社会风气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一是在与社会变迁同轨演变中历经了由重生以至新变的流变过程;二是在整体性变化的同时,呈现出内部结构与区域性群体性上的非均衡性;三是政治力量直接作用的结果;四是意识形态全面扩张的反映;五是具有泛政治、革命化的色彩。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苏式色彩的高度集中的政经体制及其深化、群众运动的主要施政运作方式、空前优良的党风政风以及政治领袖的政治影响力等,是其由重生以至新变的深层原因。总的来说,50年代的社会风气基本上呈现出总体性推动社会良性运转和协调发展的积极、健康、向上的历史面相。当下的社会发展与50年代虽然呈现出“分”与“合”的重大不同,但在指导思想、基本制度及奋斗目标上又都是前承后继,一脉一体的。50年代社会风气的流变也因此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体系的培育践行具有借鉴参考价值。高度重视并积极介入社会价值观建设,保持执政集团的先进性与强大功能,实现主导价值向主流价值的成功转化与有机统一,实行一体化综合治理建设措施等,可以说是其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其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则主要有:避免过度泛政治化、政治力量不适当地过度介入引发负面效应和影响,应当立足实际并避免超越阶段、以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和模式使国家政治力量能更好地正确发挥作用,必须充分运用依法治国的制度性规范作用。革命、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互构作为50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历史脉络和逻辑,也是观察社会风气流变的基本视角之一。50年代中国社会风气在革命作用下重构再生,也在其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合理承受范围中发生新变。这既是三者复杂互动的重要表现,同时也在三者关系以及引申的传统与现代博弈、国家与社会互构的关系处理上,提供了如何实现平衡的丰富经验。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风气流变这一主题展开整体性历史考察,并对其特点、重生以至新变的原因及历史评价与现实借鉴先后展开深入研究和论述,全景纵深式建构了一个尚能逻辑自洽的考察阐述体系。希望以此能够继续推动对共和国早期社会变迁以及现代化纵深发展中相关重大问题的多重视角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