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债券融资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2005年到2016年，信用债发行只数从115只增长到7030只，增长了61倍；信用债发行额从0.2万亿元增长到8.5万亿元，增长了42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表》，2018年上半年，企业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为10%左右。伴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信用评级行业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然而，评级行业存在评级虚高(定义见正文第1页最后一段)等问题，这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考察信用评级虚高问题成因及可能的约束机制，为今后的研究和信用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将从公司提高自身评级的内在激励、评级市场竞争和监管政策三个视角研究评级虚高成因，然后再考察评级行业可能的约束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将研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从信用评级影响公司债务融资角度，研究公司提高自身评级的内在激励。第二，研究评级市场竞争与监管政策是否会导致评级虚高。第三，一般来说，投资者付费评级质量相对较高，而发行人付费评级质量相对较低。在声誉机制作用下，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可能约束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评级虚高行为。那么，这个观点在中国信用评级市场成立吗？
　　围绕以上三个问题，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并对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贡献进行简要说明。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从信用评级的影响因素、信用评级的作用和信用评级质量的影响因素等角度展开，并进行评述。该部分的内容为后续经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梳理了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发展趋势。首先，本文将评级行业分成起步阶段、初步发展阶段、成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其次，本文介绍了评级行业现状，如存在信用等级普遍偏高、评级虚高问题严重。最后，本文阐述了评级行业可能的发展趋势，如评级行业监管或将趋于统一与严格。
　　第四章从公司提高自身评级的内在激励视角，即信用评级影响公司债务融资角度，研究信用评级虚高问题的成因。在信用评级对不同债务融资方式影响方面。本文研究发现，在OLS和2SLS方法回归结果中，信用评级对公司债券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OLS方法回归结果中，信用评级对公司借款融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2SLS方法回归结果中，信用评级对公司借款融资无影响。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不同债务融资方式之间具有替代性而导致。在进一步分析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的影响时，研究发现，高低等级评级(分别为AA及以上和AA-及以下)对债券融资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这可以从监管政策角度进行解释。在信用评级对不同债务融资成本影响方面。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有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但不影响借款融资成本。因此，在公司进行债券融资时，信用评级有助于降低总债务融资成本。综合以上分析，公司具有通过提高信用评级，以促进债券融资和降低总债务融资成本的激励。
　　第五章从评级市场竞争视角，考察信用评级虚高问题的成因。基于鹏元资信进入企业债评级市场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本文从新进入评级机构视角，以鹏元资信的市场份额衡量市场竞争，探讨了评级市场竞争对评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已有评级机构为应对新进入评级机构带来的竞争压力，普遍放宽了评级标准，从而推高了整体市场的评级水平。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信用评级的准确度下降，其降低信用利差的作用也减弱，说明评级市场竞争的确会导致评级虚高，降低评级质量。另外，对单个评级机构而言，其应对市场竞争的方式取决于利益动机与声誉动机中的占优动机，因此不同的评级机构对市场竞争做出了异质性反应。本文研究还发现，在样本期内，投资者能够识别大多数评级机构的应对策略，但未能识别到高市场份额、高声誉机构维持评级标准的行为。
　　第六章从监管政策视角，考察信用评级虚高问题的成因。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多项与信用评级水平挂钩的债券发行政策，简而言之，高评级企业的发债申请更容易通过。本文将监管政策作为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监管政策与评级虚高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监管部门发布相关政策后，为享受高评级带来的便利，发行人利用发行人付费模式，推高了信用评级水平，即与信用评级水平挂钩的监管政策会导致评级虚高。并且随着监管政策力度的加大，评级虚高程度不断加深。另外，本文研究还发现，市场竞争也会加剧监管政策导致的评级虚高问题。
　　第七章从投资者付费模式视角，探讨信用评级虚高行为可能的约束机制。首先，本文对投资者付费评级(中债评级)与发行人付费评级之间的差异的时间趋势进行统计检验，发现两者的差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这个事实表明，投资者付费评级很可能对发行人付费评级无影响。其次，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债评级对发行人付费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债资信是否覆盖同一受评对象对发行人付费评级高低并无影响，说明目前投资者付费机构未能抑制发行人付费机构的评级虚高行为。最后，研究还发现，中债评级释放了发行人付费评级质量的信号：在中债评级与发行人付费评级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利用中债评级对债券定价进行调整；而在两类评级差异较小时，投资者并未利用中债评级对债券定价进行调整。
　　第八章是全文的总结，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有研究考察了信用评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但鲜有文献从公司层面对此进行研究。本文采用OLS与2SLS方法，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从公司层面系统地考察了信用评级对不同债务融资方式与融资成本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本文考察了信用评级对借款融资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信用评级能否为借款资金提供者提供增量信息。
　　(2)现有文献在研究评级市场竞争对评级质量的影响时，大多基于已有评级机构之间的博弈展开，而本文从新进入评级机构视角，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市场竞争对评级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另外，本文研究了单个评级机构面临市场竞争的异质性反应，并从利益动机和声誉动机角度探讨了造成异质性反应的经济机理，有助于理解两种机制在评级市场中的作用。特别的，鹏元资信很可能主要是通过“级别竞争”来获得市场份额，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还有助于理解“级别竞争”对评级质量的影响。
　　(3)国外已有多篇文献实证研究了监管政策对评级质量的影响，然而尚无国内文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政策作为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严谨地论证了监管政策与评级虚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政策影响。在经验研究过程中，本文论证了DID方法的适用性问题，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4)声誉资本是评级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础，因而研究声誉机制对提高评级行业公信力的作用一直是重要的学术研究主题。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对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声誉约束作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虽然国内现有文献研究认为中债评级可以提高发行人付费机构的评级质量，但这与市场对评级行业的认知存在差异。因而本文重新考察了中债资信对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影响，并得出与现有文献不同的结论，有效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