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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和新旧动能的转化客观上要求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尽管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4%上升到2018年的52.2%，但根据国际发展经验，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依然非常缓慢。加快服务业发展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就业、拉动内需和增进居民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研究，剖析了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滞后，且存在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异质性、阶段性和行业结构失衡等特征，并尝试从税收体制和技术进步两种视角来加以解释。鉴于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对税收体制、技术进步影响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效应无法提供全面的解释，本文围绕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优化调整，以及地方官员考核机制的不断改进，阐明了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机理；构建了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通过供给和消费两种渠道对服务业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分别运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体制、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实际影响，从而为促进我国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背景、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税收体制与服务业增长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第三章运用统计性描述、比较分析法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总量和结构特征。我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总体上比较快，但与国际经验相比仍然比较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增长轨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增长较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增长减缓，2013年以后又加快增长；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发展质量普遍不高，引领服务业增长的中心极太少；地区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衡问题比较严重，基础性服务业存在过度发展问题，而生活性和现代消费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比较滞后。
第四章是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该部分首先阐述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制度设计和演变趋势，以及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和产业偏好带来的影响；其次，分析“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官员评价机制下，税收体制偏向性对服务业增长的阻滞机制；然后，围绕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演变，结合地方官员考核机制的改进，分析新时期税收体制的优化改革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机制；最后，对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总结。
第五章基于第四章的作用机理分析，对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估计。该部分采用1996—201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引入服务业劳动和资本投入占比、人均收入及其平方项、对外开放度、城市化率等重要控制变量，运用固定效应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税负、税制结构等因素对我国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分别比较了服务业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差异。
第六章是技术进步影响我国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该部分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消费性服务业增长模型，然后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分析中性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其次，选取研发经费强度作为中性技术进步的代表变量，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技能溢价作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代表变量，利用2004-201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区分对服务业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差异。
第七章是总结和建议。在前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归纳，从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启示。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分税体制是规范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根本制度，对服务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分税制初期，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间接税就成为税收制度的主体，受“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影响，发展工业比服务业更契合地方政府的利益，税收体制对服务业产生阻滞效应；伴随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服务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发展条件也日益成熟，地方官员正在形成“增长和质量并举的”政绩观，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偏好正在逐步转向服务业，税收体制促进了发达地区服务业发展。
第二，税收体制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具体通过税负、税制结构变动、税制改革等中间机制来实现，这就形成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阻滞机制与促进机制。服务业税负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是服务业增长的主要障碍，而近年来实施的税收优惠措施有利于服务业增长；流转税比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以“间接税”主体的税制导致地方政府更加偏爱“产值高、税收高、形成生产能力快”的制造业，不利于服务业增长，而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利于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营改增试点工作消除了服务业“重复征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税制对服务业增长的负向效应，但欠发达地区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社会性支出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科教文卫等领域财政支出的增长，提高了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培养了大量高技能人才，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动，产生了人才效应、需求效应和外部溢出效应，促进了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增长，也说明地方间税收竞争手段不断削弱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竞争更有利于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
第四，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效应存在很大差异。中性技术进步仅仅促进了基础性服务业增长。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生产率效应和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的增长促进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升级。高技术工人比重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就业增长效应更有利于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和服务业结构升级，但技能溢价通过收入效应和家庭劳务的替代效应，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两种技术进步都对服务业发达地区服务业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而这一作用在服务业欠发达地区都不显著，且方向为负。
在当前国内学者研究基础上，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针对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和结构性特征，围绕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优化调整，以及地方官员考核晋升机制的不断改进，从阻滞机制和促进机制两个层面，阐明了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
二是通过构建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中性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尤其是分析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技能溢价带来的对服务消费的影响，是对长期以来学者们偏重于研究技术进步的服务供给效应的一个重要补充。
三是运用省级层面数据，考察了税收体制、税收负担、税收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地区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为优化税收体制，充分发挥税收和技术进步两大服务业升级的工具提供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剖析了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滞后，且存在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异质性、阶段性和行业结构失衡等特征，并尝试从税收体制和技术进步两种视角来加以解释。鉴于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对税收体制、技术进步影响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效应无法提供全面的解释，本文围绕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优化调整，以及地方官员考核机制的不断改进，阐明了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机理；构建了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通过供给和消费两种渠道对服务业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分别运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体制、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实际影响，从而为促进我国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背景、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税收体制与服务业增长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第三章运用统计性描述、比较分析法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总量和结构特征。我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总体上比较快，但与国际经验相比仍然比较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增长轨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增长较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增长减缓，2013年以后又加快增长；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发展质量普遍不高，引领服务业增长的中心极太少；地区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衡问题比较严重，基础性服务业存在过度发展问题，而生活性和现代消费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比较滞后。
第四章是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该部分首先阐述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制度设计和演变趋势，以及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和产业偏好带来的影响；其次，分析“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官员评价机制下，税收体制偏向性对服务业增长的阻滞机制；然后，围绕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演变，结合地方官员考核机制的改进，分析新时期税收体制的优化改革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机制；最后，对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总结。
第五章基于第四章的作用机理分析，对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估计。该部分采用1996—201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引入服务业劳动和资本投入占比、人均收入及其平方项、对外开放度、城市化率等重要控制变量，运用固定效应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税负、税制结构等因素对我国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分别比较了服务业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差异。
第六章是技术进步影响我国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该部分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消费性服务业增长模型，然后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分析中性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其次，选取研发经费强度作为中性技术进步的代表变量，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技能溢价作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代表变量，利用2004-201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区分对服务业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差异。
第七章是总结和建议。在前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归纳，从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启示。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分税体制是规范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根本制度，对服务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分税制初期，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间接税就成为税收制度的主体，受“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影响，发展工业比服务业更契合地方政府的利益，税收体制对服务业产生阻滞效应；伴随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服务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发展条件也日益成熟，地方官员正在形成“增长和质量并举的”政绩观，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偏好正在逐步转向服务业，税收体制促进了发达地区服务业发展。
第二，税收体制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具体通过税负、税制结构变动、税制改革等中间机制来实现，这就形成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阻滞机制与促进机制。服务业税负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是服务业增长的主要障碍，而近年来实施的税收优惠措施有利于服务业增长；流转税比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以“间接税”主体的税制导致地方政府更加偏爱“产值高、税收高、形成生产能力快”的制造业，不利于服务业增长，而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利于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营改增试点工作消除了服务业“重复征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税制对服务业增长的负向效应，但欠发达地区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社会性支出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科教文卫等领域财政支出的增长，提高了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培养了大量高技能人才，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动，产生了人才效应、需求效应和外部溢出效应，促进了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增长，也说明地方间税收竞争手段不断削弱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竞争更有利于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
第四，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效应存在很大差异。中性技术进步仅仅促进了基础性服务业增长。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生产率效应和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的增长促进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升级。高技术工人比重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就业增长效应更有利于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和服务业结构升级，但技能溢价通过收入效应和家庭劳务的替代效应，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两种技术进步都对服务业发达地区服务业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而这一作用在服务业欠发达地区都不显著，且方向为负。
在当前国内学者研究基础上，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针对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和结构性特征，围绕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优化调整，以及地方官员考核晋升机制的不断改进，从阻滞机制和促进机制两个层面，阐明了税收体制影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
二是通过构建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中性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尤其是分析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技能溢价带来的对服务消费的影响，是对长期以来学者们偏重于研究技术进步的服务供给效应的一个重要补充。
三是运用省级层面数据，考察了税收体制、税收负担、税收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地区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为优化税收体制，充分发挥税收和技术进步两大服务业升级的工具提供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