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一书体制谨严、规模宏大，许维遹称赞其“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①，然自其被《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之时，即已注定其难以成为显学的命运。类思维，是指建立在“类”观念基础之上的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惜包括类思维在内的思维问题在古代中国强大的经史传统笼罩下，长期处于无人问津之地。本文以“《吕氏春秋》类思维”为论题，就是要通过对《吕氏春秋》类思维的类别划分、具体表现、主导形态等诸多问题的考察，试图探究《吕氏春秋》一书中建基于“类”观念基础之上的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问题。
　　《吕氏春秋》类思维可大体分为两类：《吕氏春秋》中的分类思维；《吕氏春秋》中的比类思维。其中，分类思维主要表现在自然知识与社会历史两大领域，在自然知识领域，表现为对《吕氏春秋》之前的地理知识与生物知识的分类思维的承继方面，这里主要是《吕氏春秋》继承先民在分类思维上的宝贵遗产的过程；在社会历史领域，表现在养生、音乐、政治、兵刑、道德等多个方面，这里主要是《吕氏春秋》的分类思维由自然知识领域迁延至社会历史领域的创造性的开新过程。通过考察，发见，《吕氏春秋》中的分类思维表现出一种既重自然知识领域的分类又重社会历史领域的分类的倾向，且后者所占的比重尤大，这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大爆炸而引起的人们对社会历史知识认知逐步深入的具体表现与必然结果。
　　而《吕氏春秋》中的比类思维，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其一，以“比喻”为载体的初期形态。这里，作为初期形态载体的“比喻”，并非仅是作为一种修辞学方法而被提及，其更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而被讨论；其二，符合类比推理公式化形式结构的成熟形态。之所以称之为“成熟形态”，是因为“比类”思维形态的表现方式基本符合类比推理的公式化的形式结构，具有形式逻辑的意义；其三，成熟形态与演绎式思维、归纳式思维混合运用的复杂形态。其具体又可细分为三种情况：与演绎式思维的结合；与归纳式思维的结合；与演绎式思维、归纳式思维的共同结合。通过考察发现，《吕氏春秋》中的比类思维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复杂性与创造性的基本特征。
　　此外，“比附”作为比类思维发展的极端形态，是比类思维的变体或延伸，在这一意义上，也可将其纳入比类思维的范畴。在《吕氏春秋》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天人比附”，可分为“天人相类”与“天人相感”两种；其二为“五行比附”，可分为“五行附象”与“五行附数”两类。比附思维具有神秘化、形式化、教条化甚或图式化的特征，在《吕氏春秋》中已然初具雏形，对后世影响深远。
　　最后，通过对《吕氏春秋》中的分类思维与比类思维的分析对照，得出：《吕氏春秋》一书的主导思维形态为比类思维，这不仅是类思维发展至《吕氏春秋》时期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古代中国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中“重比类”的特质相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