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我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税源的稳定,税收的按时按量征收对社会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公共事业的建设来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所以企业天然地有增加避税的倾向。但是,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避税不仅对国家的税收产生巨大影响,企业管理者的避税行为还可能对企业的所有者带来损失。因此,学术界在企业避税上的研究一直饱受关注。以往在研究企业避税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监管者的监管行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外部信息披露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作用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媒体报道作为社会层面的外部信息,利用自己的舆论优势参与到企业治理过程之中。如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体监督得到良好结果的例子。其次,税务主管部门开始利用纳税信用评级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柔性监管。让纳税信用为A级的企业享受税收征管上的便利,以及给企业带来荣誉。同时,高的信誉也能给企业带来外部压力,从而影响企业的避税。最后,证券交易所近年推出的财务报告问询函制度,作为一种非处罚性的监管手段,增加了企业外部信息来源。对于以上三种外部信息对企业避税能够治理企业的避税情况,现有的文献还未有足够的研究。本文利用媒体报道、纳税信用和财务问询函这三种外部信息披露,研究外部信息披露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将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得出以下结论:（1）媒体报道对企业避税程度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当某企业面对的媒体报道越多的时候,企业更愿意减少避税来维护自己的声誉。（2）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更倾向于少避税;企业在被评为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后,更愿意减少避税来维持自己高信誉的形象。（3）财务报告问询函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我国的财务报告问询函制度实行时间过短,且证券交易所的监督能力不足,问询函对企业避税行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4）在进一步研究了公众媒体披露与政府披露的关系后发现,在有关企业的媒体报道中负面新闻越多,减少企业避税的效果就越强;而媒体报道的情感倾向对政府的信息披露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媒体报道与政府披露不存在交互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建议:（1）政府部门要主动利用媒体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对企业的避税行为进行监管。（2）税收主管部门要改革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扩大信用等级披露范围,科学选择纳税信用评级的条件,进一步增加纳税信用评级激励的使用范围。（3）证券交易所制定问询函的处罚机制和措施,增强问询函的监管约束力等。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外部信息披露与企业避税相关领域,还对政府和企业的相关税收和税务政策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