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界行盐是一种通过行政手段划定食盐产销区域的制度。据此,清代宜昌府分属四川、两淮两个盐区,其中改土归流的鹤峰州、长乐县属四川盐区,食川盐,是宜昌府的“川界”;其余州县则属两淮盐区,食淮盐,是宜昌府的“淮界”。川盐较淮盐味美价廉,更符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因而不断侵入“淮界”以及湖广其它的淮盐销区,造成严重的“川私”问题。然而,由于淮盐盐课明显高于川盐,清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盐课收入,并未按照市场需求将“淮界”划入四川盐区,而是视之为抵御川盐的前线藩篱,将其留在两淮盐区,“淮界”居民因此不得不食用价昂质劣的淮盐。这种牺牲当地居民利益,且不符合市场导向的政策,使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员与符合市场需求的川盐,在宜昌府展开了一场缉私与走私的博弈。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淮盐无法沿长江上运,清政府只得批准将川盐运往湖广淮盐口岸销售。这一被称为“川盐济楚”的政策打破了划界行盐制度对销区的限制,大量运送川盐的船只得以经停宜昌府,附郭东湖县的转口贸易迅速兴起,社会经济面貌为之一变,为当地的商业化与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社会经济变革也伴随着缺乏腹地支持、经济结构单一的弊端,不具备现代财经观念的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积极调整,为日后宜昌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