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犯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作为具有历史渊源的常见罪名,国家高度重视并从严打击,犯罪活动依旧呈现高发态势。国家依法惩治拐卖儿童犯罪,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群众对严惩拐卖儿童犯罪具有强烈的处罚情感,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未能及时回应,不仅伤害大众的朴素情感,还影响了刑法的预防效果。本文将通过部分实判案例,对司法适用中,在定罪量刑方面争议的三个困境问题,即出卖亲生子女的定罪问题,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停止形态和共同犯罪进行分析研究。本文认为,解决上述拐卖儿童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根本上要回归拐卖儿童罪的保护法益和构成要件内容。本罪所侵犯的法益应是被拐卖儿童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出卖亲生子女与遗弃行为、民间送养行为的区分,法益的准确认定是关键外,应考虑犯罪的主观目的,不应以营利目的代替刑法明文规定的出卖目的。本文认为,除了收取钱财这一要件,还应综合考虑送养背景、收取钱财的金额、钱财的使用等等因素综合认定,迫于家庭困难和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等动机原因不应作为出罪事由。在判定既未遂时应结合该犯罪行为所实施的手段行为、中间行为和结果行为的不同,采取“控制说”“送达说”和“完成说”具体判定。在区分共同犯罪前应围绕共同犯罪中犯意联络,首先确定行为人应全部认定共犯还是部分认定共犯。作为中转、接送等帮助行为,不应传统的一刀切一律认定是从犯,应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的作用加以认定更全面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