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当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个人信息作为一种重要资源被各类平台以各种方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滥用情形也随之急剧增长,个人信息侵权及衍生的电信诈骗等案件频繁发生,侵害群众利益,扰乱社会秩序。《民法典》虽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一定规定,但对侵害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等未作具体之规定。新近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虽对个人信息侵权的主体认定及归责原则进行了规定,但并未形成规则体系,且该规定内容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此,本文旨在对个人信息侵权责任进行体系化的研究。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就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分析,明确本文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即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主体、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并依次分析得出了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三个基本特征,即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侵权损害的非直接性以及侵权人与被侵权人的地位不平等性。第二部分主要就个人信息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进行了分析,在指出个人信息侵权责任主体认定障碍的基础上,结合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和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分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所确立的连带责任规则的理论合理性以及其中的不足。提出所谓“共同处理”,应要求各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意识联络,但此意识联络并非仅限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意思联络,应作扩大化处理;对于连带责任中免责事由,应当允许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连带责任中通过举证排除自身的责任,以防止连带责任过度适用而打击企业参与产业分工合作的积极性。第三部分主要就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用过错原则的弊端,并从比较法视野对欧盟、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规定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适用多元归责原则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提出在侵权行为主观状态认定中适用二元归责原则,就国家机关适用无过错责任,对非国家机关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国家机关掌握和处理的个人信息体量实际上是远大于非国家机关所掌握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的体量,包括《网络安全法》在内的有关个人信息的立法更多的将目标主体对准的是信息网络企业平台等市场主体,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权利义务体系,而对国家机关并未作过多针对性的规范。此种通过赋予普通民众更便利的维权路径来修正国家机关的行为不失为一条良途,也更为契合限制公权的要求。且相较于非国家机关,进一步增加国家机关的法律负担并不会影响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第四部分主要就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依次指出了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要件在司法适用中的不足,并进一步提出了弥补司法适用中不足的思路。提出按照“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在判断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是否违法时,应当作出有利于个人信息主体的解释。同时应对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进行归纳,分类列举不当收集行为、泄漏行为及不当使用行为三种典型侵权行为;在当事人损失无法确定且个人信息处理者获益也无法明确时,对于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赔偿额,可以按照每人每事件200元至1万元的标准来确定,对损害赔偿额设定范围,并不会导致如“职业打假人”的滥诉现象;对于个人信息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可适当降低证明标准。通过设置这些规则,从而便利个人信息主体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权利救济,促进个人信息运用秩序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