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与绑架罪具有多发性和严重性,在法律规定和行为方式上有较大的相似性和迷惑性,反映到司法实践中则有同案不同判,罪名张冠李戴等情形,学界对两罪也提出了数种区分标准。在黄某抢劫等样本案例中就存在两罪的区分适用第三人自决权标准或“两个当场”标准的争议以及抢劫与绑架并存时如何处理的疑难。明确第三人自决权的性质与内涵是准确适用的前提,其是指任意第三人因行为人以被绑架人人身安危相威胁而不得已处分财产的自由权利,是绑架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存在利用第三人自决权的意图,或者对此持放任态度且第三人实际知道被绑架人有人身危险即符合该要件。“两个当场”地位与内涵的重新定义是其适用实践的必经之路,其不能单独支撑抢劫罪的成立,传统内涵也存在滞后性,“两个当场”是使用暴力与劫取财物的当场性,劫取财物应分为索要财物和取得财物两步骤,一为行为表现,一为行为结果,只要暴力行为与索财行为存在时空上的当场性即符合“两个当场”。当抢劫与绑架并存时,区分绑架过程中劫取财物和犯意变化,前者构成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后者包括犯意转化和另起犯意,当存在犯意转化时,遵从重行为吸收轻行为规则,定较重的绑架罪,同时考虑犯罪中止;当存在另起犯意时,按抢劫罪与绑架罪定罪,数罪并罚。两个标准的作用不在于区分,而是准确定罪,其实质仍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抢劫与绑架并存也要在准确定性的基础上依据相应规则处理。只有正确认定要件,细化处理规则,完善相关规定,合理解释条文,才能准确裁判,实现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实现同案同判,从而增强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