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537.1亿美元,年均增长25.2%,年末投资存量相应地从299亿美元增长到25806.6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28.1%。受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的严重冲击,202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0.74万亿美元,同比减少近四成,而同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12.3%,分别占全球当年投资流量和存量的20.2%和6.6%,流量排名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存量位列第三位。其中,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表现尤为亮眼。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投资增速总体上高于同期内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水平,沿线区域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增长点。不过,随着在沿线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涉及行业领域不断延伸以及区位分布日趋多元,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投资环境日趋复杂,其中,受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法治、文化等制度环境的丰富性、多元化与复杂性特征明显,制度环境差异悬殊。而多元制度环境的交汇,一方面带来了彼此的融合、共生与繁荣,促进两国经贸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剧了“文明的冲突”的风险性,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经贸关系带来了潜在威胁。因此,在全球投资市场整体萎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稳步推进、沿线国家制度环境风险日益凸显等复杂严峻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一带一路”视角,进一步明确制度距离如何系统地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得尤为重要:其一,有助于拓展和丰富现有的制度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深化对新兴市场国家海外投资行为的理解;其二,可以帮助中国海外企业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把握中国与东道国制度环境上的差异,从而更好地规避制度风险;其三,可以为中国制定更加完善的“走出去”策略提供政策参考,从而优化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以更高层次的投资开放水平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本文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提炼理论与剖析事实特征的基础上,从正式与非正式两个具体维度,考察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结构以及区域投资网络形成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报数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共同设立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CGIT）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年协调直接投资调查数据（CDIS）,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投资区位选择层面,首先,正式制度距离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以文化要素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则起到了抑制作用,即中国倾向于进入与自身正式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而避免进入与自身非正式环境差异较大国家开展投资。并且,非正式制度距离的投资抑制作用显著大于正式制度距离的促进作用,非正式制度距离比正式制度距离更重要。其次,制度距离的投资促进与抑制作用在样本期内总体表现一致,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存在异质性影响。总体来看,相对中等收入国家,制度距离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影响更加显著、更加敏感。最后,就细分的正式制度距离而言,腐败控制的投资效应显著大于政府效能、表达权与问责权、监管质量、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以及法治水平这五个维度;而就细分的非正式制度而言,不确定性规避、长短期导向以及放纵与约束的投资效应显著大于权利距离、个人与集体主义以及男女性度的影响。第二,在投资二元边际结构层面,一方面,正式制度距离促进了投资集约边际的增加,对投资扩展边际的影响不明显;而非正式制度距离降低了投资扩展边际的发生,对投资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明显。也就说,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决策而言,正式制度距离的“外来者优势”占优,其投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的集约边际;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凸显,其投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投资的扩展边际。另一方面,制度距离的投资结构效应具有时间、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行业上的异质性。总体来看,正式制度距离对投资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只在金融危机后期明显,集中作用于中低收入国家;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投资扩展边际的抑制性作用具有长期性,集中作用于中高收入国家;同时,能源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二元边际受制度距离的影响更强。第三,在投资网络形成层面,首先,从整体特征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网络特征明显,投资网络的密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各国投资联系的紧密程度稳步增强,同时,各年度的投资网络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自稳定渐进演化特征。其次,从个体中心性来看,意大利和中国等少数国家长期处于投资网络的核心位置,在投资网络当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加纳和马里等经济欠发达国家处在投资网络的边缘位置。从时间趋势来看,各年度中心性排位靠前的国家较为固定,个体中心性排序变化较小,个体特征的演化趋势较为稳定。最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都显著抑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形成。其中,受全球投资大环境变化的影响,正式制度距离的投资抑制性作用先是逐渐减弱后逐渐增强,呈现“U”型变化。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抑制性作用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抑制效果更为显著。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研究视角层面,前人对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投资区位的选择、投资进入模式以及投资经营成效这三大领域,本文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完善区位选择研究的基础上,从二元边际结构和网络的角度拓展研究范畴,创新性地将“去哪投”、“怎么投”、“和谁投”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遵循“点”→“线”→“面”的内在逻辑展开层层论述,为研究制度距离的投资效应提供了一个更为新颖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层面,首先,利用信号博弈和异质性企业模型依次构建数理模型,来刻画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实现了理论分析与数理推导相结合;其次,基于国家宏观数据、企业微观数据以及区域网络数据,综合运用传统经典计量模型、传统网络分析工具以及前沿网络模型等实证方法检验二者关系,实证模型更加具有科学性、丰富性与系统性;最后,延续North（1990）的制度二分法,将制度距离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同时,基于历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和协调直接投资调查数据,重点构造投资二元边际结构和投资网络指标,指标的完整性、准确性与时效性优于传统研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