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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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涉及到一定的人际关系,需要受到某种道德准则的制约,而翻译伦理则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普遍的道德标准。自“文化转向”以来,翻译领域的研究范围就从最初的探讨翻译标准逐步扩展到了树立译者职责和伦理意识上,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也在这之中不断地发展着。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主导者,在实施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中都会受到自身伦理意识的影响,而正确的伦理意识不仅可以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起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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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涉及到一定的人际关系,需要受到某种道德准则的制约,而翻译伦理则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普遍的道德标准。自“文化转向”以来,翻译领域的研究范围就从最初的探讨翻译标准逐步扩展到了树立译者职责和伦理意识上,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也在这之中不断地发展着。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主导者,在实施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中都会受到自身伦理意识的影响,而正确的伦理意识不仅可以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还可以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避免各国文化之间的误会甚至冲突。虽然翻译和伦理的有机结合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但由于伦理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概念,故需要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伦理体系进行评价。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所提出的翻译伦理模式是翻译伦理理论中相较系统化的理论,该模式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伦理视角和动态标准,还能帮助评价实际翻译过程的一些伦理问题,可以用来指导诸如文学、哲学作品类的翻译研究。《论语》作为中国的古典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节。以往的研究中虽已有多个理论对《论语》英译本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但是从翻译伦理视角入手,以译者伦理为中心的研究还尚待补充,故本研究拟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作为研究框架,以森舸澜的《论语》英译本作为研究语料,通过采用综合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定性研究方法,再结合英译本中词、句、篇等方面的英译实例来探讨译者森舸澜在翻译《论语》时主要所倾向的翻译伦理模式及该模式对典籍文化对外传播的借鉴意义。通过理论阐述和翻译实例相结合分析后发现,译者在不同的翻译内容上有着不同的翻译伦理模式倾向,主要倾向于再现与交际的翻译伦理模式。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他善用直译、音译等翻译方法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突出源语言文化的标志性,同时又采用注释的补偿手段来还原源语言文化的背景,倾向于再现的翻译伦理模式。在翻译句子时,他在尊重原文内涵的基础上以目标语读者的思维方式为优先,通过转换句式,调整句序等多个方式使译本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倾向于交际的翻译伦理模式。而在对话语篇中,他竭力还原不同对话发生时的语境,达成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更好地促进了跨文化交际,也符合了交际的翻译伦理模式。译者这种在不同情况下对于不同翻译伦理模式的选择不仅为典籍文化对外传播带来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利于指导翻译实践,同时也对翻译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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