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中国20世纪文化、文学、思想领域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其创作影响了之后无数的作家。就小说创作而言,先生的作品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小说作品虽然只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部集子,但这三部集子在国内外都享有巨大的声誉。本文针对目前现有的两个较为完整的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莱尔译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描写性研究,尝试找出两个译本的具体差异；同时,笔者以译者主体性理论为主要研究工具以及切入视角,对两个译本的主要差异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找出译者主体性的差异对于译本的具体影响。通过前期的文本细读、译本对读,以及分类归纳研究,笔者将杨译本与莱尔译本的主要差异分成了三个方面,并按照这些差异的成因的不同,将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译者主体意识形态操控下的译本篇目选择与解读。由于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两个译本在选篇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杨译本的篇目选择更多地体现了鲁迅先生积极、革命、斗争的一面；并且,其对于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同情也清晰可见。这一点也正符合了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鲁迅形象的认识与解读。而莱尔译本则因为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个全译本中有意识地忽略了《故事新编》的存在。就文本解读而言,同样可以看出译者意识形态对于译本的直接影响。与杨译本中体现的积极的、战斗的、决不妥协的革命者形象不同,莱尔译本中体现出的鲁迅形象更多地体现出了鲁迅作为作家个体内心的失落、彷徨,乃至绝望与黑暗。这些差异都是直接受到译者主体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二章,译者主体读者意识影响下的译本语言处理。由于译者主体预设的译本读者不同,也就是说译者主体在读者意识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个译本在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出于预设读者接受度的考虑,杨译本使用了较为正式的英式英语,对于一些内容粗俗的部分也做了一定的回避或调整。同时,译者尽可能地保留、再现了原作简洁、有力的语言风格。莱尔译本则使用了口语倾向明显的美式英语,对于原作中的一些粗口也都照译不误。同时,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所使用的大量口语化插入语、过多的自我发挥、阐释与说明却也使得原作简洁、有力的语言风格大打折扣。但是,无论两个译本的差异有多大,其出发点却都是一致的——即尽力使译本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第三章,译者主体身份角色干预下的文本信息传递。作为专业的鲁迅研究学者,莱尔的译本很好地体现了译者的这一身份特点。该译本尽可能多地传递了原作中的各种文化意象,包括原文中的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不仅如此,即便是原文中不易为读者注意到得字面意义,莱尔也尽可能地保留了下来。与此不同的是杨译本。作为专业翻译家,杨宪益在翻译过程中以读者的无障碍阅读为选择标准,并没有过多地停留于此。只要是不影响读者正常理解原文的内容,基本上都采用了回避或是淡化处理的方法。因此,译者身份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个译本在处理原文信息传递时的策略差异。当然,造成译本差异的原因还有很多,而且往往是综合作用,而非简单地的一一对应。但是本文以译者主体性理论作为视角,对译本差异进行描写性研究并尝试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这一做法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