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三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诗歌一直是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中国古典诗歌记录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变迁、意识形态、人文地理以及风俗民情，它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罗伯特·帕恩(RobertPayne)曾经说道：“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中最美丽的花朵。”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将中国文化中这朵最美的花朵介绍给外国读者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语言的不同、以及诗学的分歧，中国古诗的翻译具有相当的难度，这就形成了诗歌的抗译性。中国古诗的抗译性使得创造性叛逆成为必然。 对翻译中存在叛逆现象的表述由来已久，最有名的当属意大利的古谚“翻译者，叛逆者也。”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艺理论家埃斯卡皮首先提出的，他说道“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中国学者中最早引入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是谢天振教授。在其1999年出版盼《译介学》一书中，他首次提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特点，指出不论是不如原文的译作还是超过原文的译作，都是由译者发挥主体性，兼具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的体现。根据谢天振在《译介学》中的定义，创造性叛逆是指原语文本在译入语语境流传中发生的与作者本意相背离的理解、翻译与阐释。”创造性”即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教授指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炼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在优先保存诗歌的内容还是形式方面无所适从。 尽管目前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古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却鲜有人涉及。本文试图从创造性叛逆这一崭新视角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并以许渊冲的中诗英译为例，分析诗歌翻译中如何创造性地进行翻译以及创造性叛逆的具体体现。文章选取目前比较流行的功能翻译理论做为评价的标准，分析创造性叛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译文的所得与所失。最后文章力图证明创造性叛逆是冲破诗歌不可译因素的有力工具，只要使用得当，创造性叛逆带来的是创造性忠实；译者发挥创造性叛逆要有一定的限度，即把诗歌翻译的目的-文化交流作为最高衡量标准；肆意发挥，就容易造成误译，违背翻译的目的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