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活环境的公害现象走进人类眼帘。在产品领域,缺陷致害事故频繁发生。但产品缺陷大多是因过失造成,由于现行《刑法》并未特别规定缺陷产品刑事过失犯罪,导致对相关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较为困难。不过,这并非当然地追责不能,我们完全可以适用一般过失犯罪即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期抑制缺陷产品致害频发现象,这在德、日两国也有判例可循。追究缺陷产品刑事过失责任,首先,需要探明过失犯基础理论。过失的实质是违反注意义务。围绕注意义务,关于过失犯的构造已形成旧过失论、新过失论、修正的旧过失论、新新过失论的理论之争;关于其内容有以结果预见可能性作基础的结果预见义务为中心和以结果预见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作基础的结果回避义务为中心的观点之争。在结果预见可能性的程度方面出现了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说、危惧感说以及危险的预见可能性说;确定结果回避可能性需结合事前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和事后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考虑;引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以限制注意义务,防止过失的处罚范围不当扩大。在缺陷产品过失犯罪领域,以新新过失论为立场采取修正的危惧感说为标准对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进行界定更为妥当。其次,通过分析德国皮革喷雾剂案和日本森永奶粉案的事实和判决,以案例具体阐明过失犯的结果预见可能性、结果回避义务、被允许的危险、信赖原则、责任过失等,可以对产品生产、销售者的注意义务内容进行总结性概括。最后,根据过失犯理论基础和域外经验的启示,在我国缺陷产品事故领域内典型的三鹿奶粉案以及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自动驾驶汽车车祸事件中,可以探讨对相关行为追究刑事过失责任的正当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