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我国成为了国际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接连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希望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手段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但过去强制减排的手段只能缓解排放压力,往往还会抑制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环境治理政策的不断完善,旨在通过二氧化碳排放权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减排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应运而生。为了应对国家愈发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企业不得不采取各项环境管理措施,因而环境成本将相应升高,又因为环境规制下企业可以进行成本转移,所以此时企业可能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可将增加的成本转移至企业外部,二是可进行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碳排放,前者的情况下企业研发绩效可能不变,后者的做法则会使企业研发绩效增加。本文将对碳规制、成本转移、企业研发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究企业的成本转移能力是否会影响到碳规制对企业研发绩效的作用?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科斯产权理论、波特假说以及公共物品理论等,对碳规制、成本转移与企业研发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以2014-2019年的南方航空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南方航空公司的成本转移能力强弱,并探究此时碳规制对南方航空公司研发绩效将作何影响,从而分析碳规制、成本转移与企业研发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碳规制会引起企业环境成本增加。（2）碳规制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且当企业成本转移能力较高时,碳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依然比较明显。（3）技术创新能提升企业研发绩效。（4）当成本转移能力较强时,碳规制对企业研发绩效依然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作用。从以往文献来看,大多文章研究的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而本文将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进行研究。另外,过往文献大多是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鲜有文献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并且没有考虑成本转移因素,本文将引入成本转移这一因素,分析碳规制、成本转移、企业研发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目前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以行业的实证研究为主,缺少代表性企业的案例研究,也缺乏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绩效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南方航空作为案例,将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探究碳规制、成本转移与企业研发绩效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