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世界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穆斯林分离运动对东南亚各国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一项持续而又复杂的挑战。长期以来,包括政治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在内的研究成果普遍将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根源锁定在宗教文化因素、族群身份认同、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因素之上。本文质疑种族或文明鸿沟这一广泛观点,并认为各国民众对穆斯林分离主义的普遍担心被夸大了。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族群合作是一种常态化行为,而以穆斯林分离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骚乱和冲突并不是由于种族仇恨等原因造成的,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分离运动和其发展轨迹,从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和治理之策。不论是分析东南亚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成因还是解释其结局,都需要对东南亚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根本属性重点把握。本文认为,穆斯林分离运动首先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问题,因此,在穆斯林族群冲突这一现实问题上,本文强调和关注“国家”这一重要权力主体在穆斯林分离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国家”不仅是穆斯林分离运动所指向的权力主体,更是其得以产生和赖以发展壮大的首要场域,穆斯林分离运动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得以解决。本文选取了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四个案例,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发现造成该四国穆斯林分离运动差异化结局的根本原因。研究表明,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四个案例中,造成其穆斯林分离运动差异化结局的关键因素并非是历史上的冲突与仇恨、强烈的独立意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地位边缘化,也并非是分离运动的规模大小、实力强弱或者有无得到有力的内外部支持,而是由于国家对待穆斯林分离运动所表现出的态度、所使用的策略以及对国家政治资源的整合能力。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穆斯林分离运动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不同决定了该国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发展态势以及该国族群关系的稳定与否。作为处理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反例,泰国和缅甸中央国家不仅未对分离运动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了错误的政治手段,包括极端的民族同化政策、最低限度政治身份与权利的剥夺和严格的军事镇压;与其相反,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则凭借着其正确的政治态度、不偏不倚的公共政策以及最大限度的政治整合手段和谈判技巧,和平解决了其国内长期存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