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作为企业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需实施快速扩张时的首要之选,不但克服了渐进式的发展局限,而且为企业跳跃式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可以说,西方工业发展史就是企业并购的历史。而中国的企业并购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日渐兴起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今已经成为了常见的经济现象。随着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之后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施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制度正式形成。自1890年第一部关于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的法律《谢尔曼法》面世以来,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共有80余个国家颁布并实施了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欧盟是在综合考虑其27个成员国的相关立法的基础之上,制定出适宜共同体情势的反垄断法,所以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本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详细分析中欧与企业并购相关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产生的背景差异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法律条款的分析,深入探讨中欧关于企业并购申报标准、实质审查标准及救济措施制度的异同,总结出中国现阶段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中国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四点建议：首先,中国需要制定一个最低限制标准,用以规定并限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其次,运用公布审查结果和分析过程的方法增强监管透明度；再次,以效率有益于消费者、为企业并购所产生和可以被证实为构成要素构建效率抗辩制度；最后,加速行为性救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完善企业并购救济措施,力求寻找到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制办法,在公平竞争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紧张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点,试图使我国在确立相关法规时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