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定向增发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2020年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进行了大幅修改,进一步放宽了定向增发的准入门槛、基准日和限售期等规定,这会使我国资本市场再次掀起定向增发的浪潮,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然而我国目前很多企业都存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定期增发所针对的特定发行对象也多为内部大股东,或者合作亲密的关联方。定期增发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无形中为大股东或关联方提供了利益输送机会。我国放宽定向增发融资规则的同时,更需加大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力度。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对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众多国内外有关定向增发的文献为依托,采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隧道挖掘”理论作为理论依据,选取东方精工为案例分析对象,分析定向增发背后的利益输送问题。本文主要从定向增发停牌时机及基准日的选择、信息披露情况、定向增发前盈余管理行为、大股东资产套现行为这几个方面展开详细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其短期公告效应,并利用财务绩效分析法考察了定向增发后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变化。研究表明,东方精工通过定向增发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方式具有多样性。首先,在停牌时机的选择上,公司有阻止公司股价伴随市场行情大涨而匆忙停牌之嫌,目的在于避免提髙定向增发的成本;其次,东方精工选择了股票均价最低的董事会决议日作为定价基准日,降低了大股东的认购成本;接着,东方精工在定向增发预案修订稿发布前通过公布负面消息打压股价,预案修订稿发布后大量释放利好消息抬高公司股价,上述操作存在利用信息披露操纵股价的嫌疑;再次,东方精工在定向增发前通过大幅增加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等方式来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从而拉低股价;最后,在定向增发之后,大股东在股价较高位大量减持手中的流通股,从而获得高额价差收益。上述行为使大股东以相对较少的资金获得了大量的股票,缓解了大股东的资金压力,但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利益输送行为也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后果:预案修订稿发布后,股票市场表现低迷;公司长期财务绩效也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结合东方精工的案例特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对大股东减持行为加大监管力度;第二,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第三,加强信息披露;第四,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希望上述意见能为监管部门制定并完善定向增发监管政策提供一点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