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进行避税活动及进行多大程度的避税是企业重要的管理决策之一,通过税收规避行为企业能够增加现金流,提升经营能力;而税收收入是政府履行调节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等职能的物质基础,避税造成的政府税收收入流失会影响政府实现其职能。从双方角度来看,了解税收规避行为的特点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近年来,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在提高,对女性高管的行为研究也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的多元化,因此,学术界对于女性高管与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相对于男性高管而言,女性高管具有细心谨慎、风险规避、不过度自信等内在特质,那么女性高管是否会基于其内在特质对企业的避税决策产生影响?如果会,其影响途径、方向与程度如何?在此基础上,行业的竞争程度差异是否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在税收规避程度偏保守或是偏激进的企业中,两者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这些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女性高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管对企业决策的参与程度与企业避税程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女性高管可能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创新投入及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从而影响企业避税程度。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处行业竞争程度后发现,在非国企、行业竞争度小的环境下女性高管参与会对企业避税程度产生更加显著的负向作用。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企业决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也有所差别,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两者相关关系更为紧密;不同避税程度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企业决策给企业避税程度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避税程度相对保守的企业中,两者相关关系更为紧密。在引入公司治理变量后,本文发现较高比例的女性高管参与企业决策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其在公司治理越差的企业越能发挥抑制避税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