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城邦规划是一种理性方案。各异的习俗代表了人类各种主观意志的集合,与理性至善方案背后的普遍性价值理念相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明确拒斥各种习俗性意见,反对将城邦建立在习俗之上。但是,各种习俗性事物却又始终掺杂其理性方案中,特别是《政治家篇》中的政治家技艺和《法律篇》中的法律之治。柏拉图思想内部看似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实则一直保持着内在的统一。其中,柏拉图本就希望现实世界的人们能够发挥理性的本能,转向“内置”于灵魂中的真实理念,去除无知,走向善与正义。然而,柏拉图沟通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失败尝试以及“灵魂转向”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暴露出理性的局限所在。而在“灵魂转向”的现实途径——教育规划中,柏拉图借助了人类习惯、经验的力量。这些习俗性事物显然涉及“理性所不能及”的方面,而非仅仅作为“非理性”的存在。另外,早先柏拉图对意见之“居间状态”的保有,表现出柏拉图从未决然的否定习俗性事物。这说明柏拉图已在其思想中为习俗预留了位置。在理性方案引入习俗之后,柏拉图便面临“一仆二主”的窘境。为摆脱这一窘境,柏拉图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习俗“承载”理性,试图建立起由各种习俗性事物保证实现的自然之善。由此,自始至终,在柏拉图看来,人类最高的活动依然是理性的哲学思辨,而非习俗的政治生活。只不过,在柏拉图思想中,理性与习俗不是完全的对立,两者亦有统一的一面,即理性和习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柏拉图理性方案引入习俗不仅造成了柏拉图思想前后的明显差异问题,而且影响了其整个政治哲学体系的构建。学者们虽然已注意到柏拉图前后对话体现出的思想差异,其研究也多牵涉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问题,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却没有深入探究哲学与政治背后所存在的理性与习俗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哲学是理性的,而政治相关习俗。理性与习俗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哲学与政治之间所具有的张力。因此,理性与习俗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彰显了政治哲学的古典意义,同时对于政治哲学的现代性问题研究也多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