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是全球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的主要人为排放源之一,而生活垃圾的异质性以及处置的多样性,使得自上而下的核算方法相对粗放。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人口众多,消费水平总体较高,生活垃圾压力递增,也基本构建了多元垃圾处理设施。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从温室气体角度考察生活垃圾处置过程的环境影响,对于生活垃圾处置方式的选择、环境效应的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梳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与处置的发展历程,确定了生活垃圾处置特征与时间的关系;采用IPCC2006模型/自下而上相结合方法,核算了生活垃圾处置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特征,结合上海市生活垃圾发展规划,预测和分析了生活垃圾领域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潜能。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通过梳理和总结上海生活垃圾管理与处置情况,建立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置特征与时间的关系。2005-2015年期间,上海市生活垃圾收运量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呈螺旋式递增,共计77.89Mt。新增的生活垃圾中,94.62%进入三种主要的末端处置设施（填埋、焚烧、生物处置）,得到无害化处理。填埋处置占末端处置总量的64.19%,其次是焚烧处置,占比20.51%,生物处置占比最少。（2）基于IPCC2006模型/自下而上的方法,精确核算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置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建立了十年内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结果显示:2005-2015年期间,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置过程共排放25.06Mt CO2-eq,其中,填埋场占比达81.88%,是主要排放源。2005-201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稳步提升,年均增长率为3.9%,2014年达到峰值（2.58Mt CO2-eq）后,2015年较前一年下降了0.88%。（3）建立了上海最主要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置设施的历年来温室气体排放特征。老港垃圾填埋场一到三期自1989年开始填埋,2008年结束填埋,填埋总量共计41.76Mt,至2015年共排放0.83Mt CH4（23.24Mt CO2-eq）,排放峰值出现在2003年,当年排放量为0.06Mt CH4（1.75Mt CO2-eq）;2005-2015年期间,老港四期的填埋处置量占上海市总填埋处置量的70%,但其碳排放量仅占到总量的36%,其单位吨垃圾的甲烷排放量仅是一到三期的42%。对比两阶段填埋单元,老港四期的减排成效显著,主要由于高维填埋技术有利于填埋气的释放过程相对集中,从而更有利于填埋气的收集利用。但随着填埋的新鲜垃圾量不断增加,四期填埋场已于2010-2011期间超过一到三期,成为老港填埋场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4）探讨了不同处置模式下,单位质量生活垃圾温室气体产生潜能及排放特征。三种最终处置模式中,填埋处置的吨垃圾温室气体产生潜能最高,达到1183kg CO2-eq/t wet MSW;焚烧处置的温室气体产生潜能为515kg CO2-eq/t wet MSW,高于生物处置的吨垃圾产生潜能（191 kg CO2-eq/t wet MSW）。但扣除生物碳后,吨垃圾温室气体产生量仅为160 kg CO2-eq/t wet MSW,为三种模式中最低量。综合考虑减排措施等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后,建立了三种处置模式的吨生活垃圾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征。2005-2015年期间,上海市生活垃圾填埋、焚烧、生物处置的平均吨垃圾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434 kg CO2-eq/t wet MSW、160 kg CO2-eq/t wet MSW、191 kg CO2-eq/t wet MSW。填埋处置的吨垃圾排放量随时间总体以年均6%的态势呈上升趋势,但在2010年和2015年出现拐点。2015年后随着老港四期填埋量有较大幅度降低以及老港一到三期的老龄化后,温室气体排放量逐步减少。而随着新建焚烧厂焚烧效率的提升,其吨垃圾排放量以年均1%缓步下降。填埋处置中,不同运营水平下的填埋场,其吨垃圾碳排放量也存在差异,上海市各垃圾填埋场的吨垃圾排放量在102-557kg CO2-eq/t wet MSW之间,最低的是老港综合填埋场,最高为老港一到三期填埋场。对比发现,不同填埋场当年度碳排放量占产生潜能的比例为9%-51%不等,最低为老港综合填埋场,最高为松江填埋场,结果显示填埋场的减排措施（包括覆盖层氧化作用、填埋气回收技术等）对温室气体减排影响显著。（5）基于垃圾源头分类及全量焚烧规划,预测了2020年上海市生活垃圾温室气体减排潜能。源头分类减量是温室气体减排的核心动力,根据末端减量计划,预计2020年垃圾末端处置量为475万吨。同时,末端处置能力的转型和全量焚烧时代的到来也将有助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2020年三项政策全部按计划实施,末端处置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将较没有政策推动的情景降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