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农业农村领域的重要议题。资本下乡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推动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与农村建设,以实现对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实践研究表明,资本下乡产生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效果,资本下乡解决了农村资本要素不足的问题,资本要素与乡村资源的结合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却产生了工商资本与民争利、瓦解乡村治理公共性等问题。应该注意到,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本质上不来源于资本要素的“外生性”问题,而是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在乡村社会的重组,以及由此引致的乡村治理秩序变迁具有密切联系。本文基于秩序维度的观察视角,通过对资本下乡典型案例的深入研究,揭示资本下乡作用于乡村治理秩序的过程、逻辑与影响,并寻求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秩序的优化路径。乡村治理秩序伴随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调整而不断迁移,资本下乡后乡村进入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乡村治理秩序朝着新形态演进。通过构建“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探究资本下乡的秩序维度,将资本下乡置于该分析框架中考察其引起乡村治理秩序重构的过程。对湖北省S县M镇资本下乡实践过程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和工商资本是推动资本下乡的两种代表性力量,在实践中展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资本下乡释放出社会发展的新活力,再造出乡村多元社会主体,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进而在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与社会力量的互动整合中重塑了乡村多维权力—利益网络,经由情境性事件演绎重构乡村治理秩序。乡村治理秩序重构的基本逻辑包含了地方政府的治理导向、资本主体的利益导向和理性小农的发展导向等多维价值导向。由地方政府推动与市场扩张主导的资本下乡使当前乡村治理秩序呈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维重构与弱质性整合状态。资本下乡引致乡村治理秩序重构的多维效应表明,乡村治理秩序重构过程中,乡村由低效能的稳态秩序朝着高效能的分化秩序演变,资本下乡解决了资本要素缺乏、公共产品供给低效率和经济精英流失等问题,却也导致了乡村中介行动网络异化、资源分配差序化、弱势主体边缘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治理秩序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因此,在资本下乡的大背景下,应改善基层权力的运行机制,重塑乡村治理权威,强化农村社会组织功能机制,进而完成对乡村治理秩序的持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