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迅速,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城市空间不断扩张,但应该注意到城市空间扩张速度远超人口增长,相应的配套设施没有跟上城市化的步伐,存在农村人口难以真正实现市民化,实际城镇化率远低于名义城镇化率等问题。针对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走以人为本,环境集约高效,基础设施完善,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线,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战略基点落在扩大内需。需要认识到,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在于落后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因此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产业政策合理引导,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进而创造需求,带动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都能带动消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省市都在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大力推进的区域发展策略,安徽省正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但是需要注意到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与江浙沪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较大改善的空间。因此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协调状态。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和相关理论,明确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概念,并对两者间关系进行机理分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8年安徽省及16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变态势与区域差异进行分析。构建耦合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态势与要素协调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看,2009-2018年初期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两者所构成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也处于较低状态,之后稳步增长;2009-2018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均衡状态,但初期均衡水平较低,刚摆脱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2009-2018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从失调状态逐步发展到初级协调状态。其中2009-2010年期间,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布局不合理,而房地产市场过度发展推动城镇化无序扩张,此时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处于失调状态。2011-2015年,大多数产业转变发展方式,走集约式发展,两者失调状况有所缓和。2016-2018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大力实施,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在要素结构协调方面,新型城镇化各要素中,城乡统筹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程度较低,环境资源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程度高;产业结构升级各要素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程度较高。从区域来看,2009-2018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在区域间有较大差距,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特点。安徽东南部城市群依托地处长江经济带地理优势,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型城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都达到较高水平,耦合协调度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程度较高;而大多数安徽北部和西部大别山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全省垫底,城乡协调发展较差,导致两者耦合协调度较低,有较大提升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几点对策:一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发展新型农村社区,整合农村资源,激发农村消费潜力;各地区依据自身优势,明确城镇发展定位,安徽北部地区作为农业主产区,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现代化农业,建设美好乡村。安徽南部地区自然资源优越,维护全天然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传承徽派文化,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文化旅游;安徽省应统筹资源,发展合肥都市圈,带动江淮城市群建设,扩大对全省的覆盖面;打造全省资源信息平台,促进区域间互联互通,加速资源流动;加大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培育特色产业,加大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产业布局,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农业基础投入;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推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利用人才优势,发展信息服务业,拓宽服务对象,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三是安徽省需要合理利用自身优势,明确发展定位,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农村基础功能,促进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统筹资源、合理规划,壮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