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长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各个国家互相想要占领的技术高地。人工智能作为目前最具变革的生产力因素,其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去研究生产关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置于生产力的研究当中。因此本文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工智能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本文引入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来辅助分析人工智能的微观生产力基础。智能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别或将引起技术经济范式的根本转变,技术经济范式作为分析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工具,对经济社会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有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三个核心构件的变迁来实现的,分别是“关键要素”、制造方式、组织形式。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要素概括为“数据资源”、“芯片”、“算法”;制造方式相比于传统制造具有柔性、弹性、智能化、数字化的特征;组织形式也趋于变化,形成了扁平化的组织形式,最具代表性的“平台型组织形式”破势而出。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生产关系也会有新的变化。劳资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篇章,是本文的重点阐述内容。在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下,为适应社会需求,传统的雇佣劳动的形式表现为灵活用工,隐匿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雇佣关系,弱化了劳资之间的契约关系。平台的免费开放和资源共享似乎给人们造成了生产资料已经共享的“假象”,实际上的生产资料依旧是握在资本家的手中。劳资关系出现新的控制性,其一,灵活用工模糊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劳动者与资本家签署契约关系多于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看似自由的劳动者实际被资本家牢牢控制,形成强控制---弱契约的形式。其二,资本对劳动的监督手段和方式更新,由传统的人力监工转向现代化的智能监控、算法监督等新的模式,监督的范围更加广泛,监督的时间更长久;其三,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会造成对人力的排挤,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工人扩大了产业后备军。劳动创造的价值在资本和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和资本的所得尽管都在增长,但工人的增长速度慢于资本所得的速度,资本主义的收入逐渐拉大差距。针对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用美团外卖骑手的案例进行实地调研和采访,对上述前两个观点进行佐证,并用中国制造业的数据说明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最后根据本文的观点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一是要发展人工智能,壮大人工智能创造就业岗位;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灵活用工劳动保障制度和完善帮扶失业保障制度的相关政策;三是要健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制度,政府牵头企业加强职业引导以及政府主导人才的培训。在人工智能时代,动态把握劳资关系的变化态势,调整生产关系以便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助于合理的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