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垃圾分类在我国各地区的渐次展开,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作为推动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在垃圾分类的法律制度层面还是法律实践层面的地位都愈发重要。同时,公众义务履行不足亦成为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瓶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区开展的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和实践探索收效甚微。为此,本文对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政策措施及其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深入探讨当前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法律困境,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垃圾分类法律体系,促进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有所裨益。全文除前言及结语外,共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基础理论与制度演进。在基础理论上,公众即与垃圾分类事务有着利害关系的不特定多数人,垃圾分类义务则可分解为预防义务、填补义务、改善义务和合作义务,而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正当性来源可追溯至环境领域中的绿色发展理念与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制度演进上,我国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制度演进历经了从早期萌芽、局部推进再到全面铺开三个阶段。第二部分,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法律困境。在法律规范层面上,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法律义务规范抽象化,且其法律范围认定不清,包括法律义务主体范围界定不一以及垃圾分类付费范围界限模糊。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与公众生活难以兼容,在行政主导监管垃圾分类的模式下也难以促进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第三部分,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法律困境的原因分析。首先,垃圾分类制度供给不足,其未明确垃圾分类义务的内在逻辑也未厘清法律义务主体的复杂性;其次,行政主导模式影响着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行政机关与公众的地位不对等,且行政征收垃圾分类费用与公共服务相冲突;最后,缺乏对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实际考量,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法律意识仍显薄弱,且通常会依照自身偏好变通着义务履行方式。第四部分,突破公众履行垃圾分类义务法律困境的路径选择。在法律规范层面上,完善垃圾分类的法律义务框架,完善义务性法律规范并增加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同时明晰公众的法律义务主体范围并设置垃圾分类付费基准线。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形成行政监管与社会监督的分类格局,构建大数据+“分类投放”循环体系,通过宣传教育和激励手段培育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