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债务短期化指企业短期负债（期限在一年以内的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过高的现象。过去20年间,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非常显著,企业短期负债率（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持续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其均值和中位数均远高于所有可比国家的可比企业。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企业债务短期化带来的期限错配、违约风险聚集以及投资不足等经济问题逐渐凸显,威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发掘企业债务短期化背后的经济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避免债务短期化可能引发的潜在经济问题。企业债务期限是融资活动中债务资金供求双方博弈的均衡结果,由企业自身的资金需求、债权人的资金供给以及双方缔约的制度环境共同决定。关于企业债务期限的现有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从企业角度分析代理问题等需求端特征的作用;二是从制度环境角度分析信息共享、债权保护与合约执行等基础制度安排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三是基于金融危机等一次性冲击分析宏观环境变化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这些研究为揭示企业债务期限的决策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见解,但对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这一特殊现象缺乏足够强的解释力;对债务期限的国别差异的解释也存在一定不足。本文从债务供给端的视角,聚焦货币政策和银行行为这两大供给因素,探索了企业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的供给端决定机制,并分别利用国内、国外的企业和银行样本对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本文从供给端出发,为企业债务期限的国别差异和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本文首先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探索了企业债务短期化的现状,从多个维度对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国内分析发现,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我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不包含金融业）的上市企业,而且在过去接近20年中一直持续。企业的行业特征、资产规模、产权、控制权分配等需求端特征能够部分解释国内企业间的截面差异,但解释力偏弱,只能解释短期负债变化的极少部分。国际比较显示,无论按照国家收入水平、地理区域还是文化差异划分,中国上市企业短期负债率下四分位数、均值和中位数均远高于国外可比国家和地区的上市企业。国内和国际的现状比较分析表明,需求端特征以及制度环境很难对我国企业长期持续的显著债务短期化现象做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现有关于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的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债务期限相对于发达国家普遍偏短,造成这一差异的直接原因是发展中国家银行贷款期限相对于发达国家偏短。基于这一事实基础,本文（第四章）从供给端的视角,以银行为决策主体,构建了一个三期两阶段融资模型,通过分析在不同竞争环境和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下银行的贷款期限选择,探索货币政策和银行竞争这两大供给端要素对贷款期限的作用。该模型将货币政策划分为融资难度、短期利率和期限利差三个维度,通过银行的跨期优化决策,得到最优融资期限结构（对于银行）,发现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银行贷款期限的影响,从供给端给予债务期限国际差异以及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新的解释。理论分析发现:第一,更加严苛的融资环境、更高的短期利率、更加平坦的收益率曲线以及更弱的银行竞争程度都会引起短期贷款的上升;第二,银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短期利率以及期限利差对短期贷款的作用效果,银行业竞争越弱、银行市场力量越强,则货币政策对最优短期负债占比的影响越弱。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银行产业竞争程度普遍相对于发达国家更低,本文揭示的理论机制能够对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债务期限短期化的现象提供新的解释。为了验证理论模型展示的债务期限供给端决定机制的存在性和经济重要性,及其对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的解释力,本文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国内实证部分首先（第五章）采用2007-2018年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样本,运用带调节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微观层面对理论机制在国内企业短期债务决定中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重要性进行了检验。计量分析发现:（1）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水平与银行产业集中度正相关,即银行产业集中度越高、银行间竞争程度越弱,企业债务短期化程度越严重,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2）货币政策的各个维度在部分回归中统计显著,但根据估计结果计算的经济意义均不明显。国内企业货币政策变量回归的经济意义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政策变量均属于年度变量,其变化较少,作用效果被年度效应或者趋势项吸收。该问题可以通过采用季度数据,扩充研究的时间序列,增加政策变量变化的方式予以解决。第六章按照该思路,基于2002-2018所有非金融上市企业季度财务报表合并构造了总体短期负债率,采用季度数据扩充时间序列,从总量角度采用时间序列回归研究了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会引起企业总量短期负债率的反方向变化。当货币政策变得宽松、再融资风险下降的时候,企业反而借入了更多长期债务（而不是更加便宜的短期借款）。（2）期限利差的变化在1%统计水平上与企业总量短期负债率负相关,且系数意味着一个标准差的趋势性期限利差波动（约0.19个百分点）会引起企业总量短期负债率约13.5%的变化。两者均不符合债务需求者（企业）的意愿但与本文理论模型预测一致,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我国企业债务期限决定的重要决定力量,短期债务的均衡结果的确更多（相比于需求端）反映了银行这样的供给端决策主体偏好。国内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模型的预测,证明货币政策和银行竞争这两大供给端因素的确显著影响了国内企业债务期限。但是,仅仅国内实证结论还不足以解释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相对于可比国家）现象,也无法解释更加广泛的债务期限国别差异。为了证明供给端因素在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中的重要性,本文分别基于全球银行和上市企业微观样本,从银行和企业两个角度,分别对供给端机制在全球企业债务期限决定中的存在性和重要性作了进一步检验。其中,第七章以2010-2018年间全球商业银行为样本,第八章以2007-2018年间全球上市企业为样本,两章均采用带交互项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别考察货币政策三个维度（货币供给、短期利率以及期限利差）、银行竞争程度对银行短期贷款以及企业短期债务的最终影响效果。国际分析表明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的确显著影响了不同国家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而且影响方向与本文理论模型预测一致。整体而言,第五章和第六章证实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这两大供给端要素本身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影响了国内企业的短期债务使用;第七章和第八章则证实了该机制在不同国家企业债务期限决策中的重要性。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程度这两大供给端因素是决定我国企业短期化程度以及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的重要原因。结合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结果以及中国的货币政策数据,我们认为平坦的收益率曲线以及欠缺竞争的银行体系共同导致了我国企业债务持续短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