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社会秩序下,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尚不紧张。但为了应对2019年末突然其来的新冠疫情危机,导致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间的关系紧张,侵权事件屡屡发生,保护个人信息的声音似乎被防疫所需淹没。尽管信息主体的权益理应为防疫大局做出让步,但是公民的生命健康和人格权利两者并非选择关系,兼顾公众知情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才是明智之举。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恰逢其会。本文试图从《民法典》中个人信息立法出发,探讨新冠疫情下我国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制度面临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完善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制度的立法研究,提升我国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水平。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论一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防疫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侵权案例,总结出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表现以及侵权的特点。第二部分,对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行梳理,得出抗疫中的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存在的问题,即侵权主体认定困难、归责原则不合理、损害赔偿机制不足、免责事由不健全等。第三部分,提出新冠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侵权保护应遵循的原则。第四部分,通过借鉴欧盟、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先进立法,对我国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五部分,就疫情时期提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配套侵权责任制度。总之,抗疫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侵权与保护是目前社会关注的重点所在。本文认为我国应在立法上严格统一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制度的认定标准,从现实所需的角度保障公民特殊时期的个人信息权益。首先,加速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以立法形式划分出抗疫过程中的二元责任主体,即区别公权力机关与非公权力机关作为侵权责任主体;其次,构建个人信息侵权归责原则。本文认为对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判断不应完全以“过错”为前提:公权力机关主体作为侵权者,在通常情况下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非公权力机关则适用过错推定这一归责原则。因为完全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意味着在抗疫过程中若想对被告追责,原告除了要向法院提供“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这三要素,还负责举证对方具有“过错”,而此种归责原则对原告来讲实为强人所难。最后,要重点关注个人信息侵权民事救济制度,尤其是构建具体、可行的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强调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对防止行政恣意、顺利开展我国当下疫情防控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