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七世纪末光荣革命以来,议会主权原则成为构成英国未成文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英国国家权力配置提供了基本方案。英国宪法学家戴雪为议会主权原则提供了理论解释,指出英国境内的任何个人或团体无权对议会立法进行审查和制衡。在此宪法语境下,英国法院一直以来被视作是议会立法的执行者,不具有违宪审查的能力。但同时,英国法律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普通法传统。为了规避议会主权误用为议会威权的风险、保证英国宪法灵活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正义价值,英国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违背议会立法,而选择遵循普通法先例进行判决。因而,作为英国宪法中具有张力的一对特征,议会主权原则与普通法传统为法院在国家权力制衡中探索自身角色奠定了基础。然而,自英国加入欧共体/欧盟后,英国传统议会主权原则面对一系列外部挑战,英国议会主权在原则和实践不同层面上体现出差异。相应地,议会主权原则下的英国法院也开始调整自身角色。本文选取欧盟对英国这一根本宪法原则产生深刻影响的三个关键节点——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英欧人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和英国脱欧,并结合各阶段经典司法案例分析英国法院角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英国法院角色经历了从议会主权的代言者、矛盾调解者到保卫者的变化。从协调英欧间法理冲突到推动议会主权与现代人权保护相适应,再到被动参与国内政治争端,英国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宣告不一致、宣告不适用等司法工具维护了议会主权原则在法理上的稳定,其角色的变化呈现出司法权力的功能性扩展,但在立法与司法关系层面上并未出现结构性、革命性转变。不同于传统司法研究,本文将历史、法律与政治相结合,探究英国加入欧共体/欧盟以来在议会主权原则影响下的英国法院角色的演变,理解英国宪制特点。在选取典型司法案例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历史和政治原因的挖掘,利用一手资料探究英国宪政体制下司法权的发展,反映出英国司法如何调整自身角色以协调法律传统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对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本文立足于脱欧这一英欧关系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选取英国入欧到脱欧时段中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将历史脉络和脱欧学术前沿相联系,分析在欧共体/欧盟这一外部因素影响下英国传统议会主权原则中的法院角色是否存在革命性改变,为发展议会主权相关理论和分析后脱欧时代的英国法院角色奠定了基础。欧盟对英国议会主权原则的影响始于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不同于其他国际条约,欧共体/欧盟法律体系中的直接效力原则和欧盟法至上原则与英国议会主权原则间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英国议会通过颁布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在法律上自愿接受了欧共体/欧盟的法律原则,维护了英国议会理论上的立法主权。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欧盟法律秩序融入英国国内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英国法院扮演了议会主权的直接和间接代言人的角色。作为议会主权的直接代言人,英国法院突破法律文本的局限,解释文本背后的议会立法意图,实现英欧法律体系融合;作为议会主权的间接代言人,英国法院对本国法的宣告不适用承认了由议会授权下的欧盟法的最高效力,间接地体现出英国议会至上的宪法层级。扩大的司法解释权和宣告不适用体现出司法权力的功能性扩张,目的是为了消除欧盟成员国身份对英国议会主权原则的冲击。虽然议会主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受限,但英国法院通过为议会主权原则代言实现了议会主权原则在法理上的稳定性。英欧人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是欧盟对英国议会主权原则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二个节点。二战后,欧洲在反思多数民主缺陷的背景下发展出现代人权保护理念,对英国传统议会主权原则提出了挑战。英国议会颁布的1998年《人权法》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英国法律体系。若国内法有悖于公约的规定,英国法院有权依据《人权法》做出不一致宣告。因此,英国法院利用对议会立法没有实质法律效力的“宣告不一致”,调解了议会主权原则与现代人权保护理念间的潜在矛盾,协助议会主权原则适应时代发展。虽然英国通过里斯本条约对具有成员国约束力的《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行使了“选择退出权”,但欧洲法院在2011年判定中明确英国法院判例仍须与宪章保持一致。因此,若国内法与宪章相悖,英国法院有权宣告国内法不适用。而当国内法同时违反公约和宪章时,英国法院选择对本国法做出具有更强法律效力的“不适用宣告”,其司法权力在功能性上进一步扩张。在调解议会主权原则与现代人权保护概念的过程中,英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仍然没有突破议会主权原则在法理上的至高地位。脱欧对英国政治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威斯特敏斯特模式面临挑战,政党政治出现碎片化趋势,进而激化了英国议会与英国政府在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权上的争夺,脱欧逐渐陷入僵局。在此背景下,英国法院以议会主权的保护者的身份被迫参与到此前未曾涉足的政治争端与国家决策中,由此引发了对英国法院角色的一系列政治误解。通过对实质上行政权的审查,英国法院维护了议会在法理上不受限的最高立法权,在学理上呈现出一定的司法激进主义。然而,英国法院在脱欧相关司法实践中对议会主权原则的保护具有被动性和有限性,法院本身并不具有影响国家决策的政治权力,因此其司法权力并未产生结构性、革命性转变。随着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在2019年大选中获胜并从法理上完成了脱欧,议会主权原则下的法院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呈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