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关注的是聚居在深圳市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攸县人不断流入深圳承包出租车,到90年代末,最终占领当地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们聚族而居,在深圳市内形成多个“攸县的哥村”,并成为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劳务经济品牌。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攸县的哥”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外来务工群体,他们是怎样完成其群体身份认同从而区隔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的?他们又是如何把深圳市石厦村建构成为一个“攸县的哥村”,并通过这一空间完成其身份建构的?其身份建构又面临着怎样的当下困境?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关于农民工的流动、身份建构、以及城市外来人口社区都有诸多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笔者以为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研究上的盲点和不足：第一、就农民工的流动而言,多数研究只注重对流动过程做宏观分析,忽视了对作为实践主体的农民工本身的研究；第二、关于外来务工群体的内部(即阶层)分化鲜有人问津,几乎所有外来务工人员都被消解在了“农民工”这一整体概念之下,同时也缺乏对外出务工人员群体的流出地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生活情境的观照；第三、就农民工的身份建构而言,多数研究只注重从国家的制度安排和“他者”的视角进行分析,而相关群体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的自主性身份认同和建构则被忽视；第四、关于城市外来人口社区的研究通常致力于还原和呈现聚居社区内的各种“关系”,无意于探究这种“关系”、“空间”与群内成员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攸县的哥”这一身份建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特殊的外出务工群体从同一个农村地区(湖南攸县)流入深圳,合法地获取同一种职业,并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城中村”社区(深圳石厦村)的事实。对这一群体进行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探求他们身份建构的具体过程和策略,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加真实、能动的实践主体,同时也能让我们看到更为具体的历史图景。研究发现：1、攸县“的哥”作为一个城市外来务工群体,凭借其特殊的投资就业模式区隔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成为每一个深圳市攸县籍出租车司机型塑个体社会身份的重要媒介,他们藉此来重建其生活意义世界并从中获得主体性。2、在攸县“的哥”相关记忆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一种共识,即他们对于共同的农村生活的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构成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通过制造共识和话语力量的辐射,集体记忆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社会认同,成为其身份建构的内在动力。3、攸县“的哥”主要通过“寄居”式的过渡性生活,语言身份的建构以及困难之下的“内卷”等日常生活实践,最终在深圳市石厦村建构起了“攸县的哥村”。主体通过在身份建构场域中的表征性活动赋予空间以符号象征,形成社会分类、符号边界的功能。这是“攸县的哥”这一身份的建构逻辑和实践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