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雾霾污染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由此形成的环境污染给居民带来的健康与其他福利损失难以估量。与此同时,雾霾污染问题又呈现出跨地区性、复杂性和动态性,雾霾污染对邻近地区的负向溢出效应超出了属地政府所能管理和支配的范围。因而,如何通过政府间协作治理推动雾霾污染治理,避免大气质量演化成为“公地悲剧”是学界和实务界关心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环境污染协作治理的分析视角,综合运用经济学、公共政策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以及双重差分、空间计量、社会网络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环境协作治理的雾霾减排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协作治理的前提是治理对象的空间关联性,为此,从雾霾污染“同群效应”的激励逻辑以及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入手,本论文借助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矩阵、地理矩阵以及行政相邻矩阵,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进行检验,以证明区域治理主体之间在雾霾污染行为上的“同群效应”、区域异质性以及影响机制。此外,还考察了影响雾霾污染的主要因素。其次,在空间关联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到雾霾污染的“同群效应”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干预,以避免空气质量成为“公地悲剧”。由此,基于政府间的协作治理理论以及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等的分析,借助于2003-2017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十二五”规划》的颁布作为中央政府干预的外生政策冲击,不仅检验了地方政府间的协作治理对雾霾污染减排的影响、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而且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视角考察了这一效应产生的中间机理。再次,本研究从政府部门之间协作治理的视角,以省级部门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作为政策文本,从中提取省级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网络,考察对雾霾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对政府部门之间协作网络的密度、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进行测度,并结合网络资源、网络注意力以及网络外部监督等要素,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检验了各种要素组合如何通过“殊途”达到“同归”的目的。最后,在上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情景,从地方政府治理主体自身责任、纵向干预下环境协作治理的制度安排、以及协作过程的管理等视角提出改善我国雾霾污染治理效果的策略和建议。基于上述的实证分析内容,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区域之间的雾霾污染存在着空间关联,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雾霾污染行为的“同群效应”,经济发展引致的“参照学习”以及财政收入排名引致的“标尺竞争”是其可能的影响机制。从影响因素上看,地区的人均GDP的增加与雾霾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共交通数量的增加以及本地区绿化水平的改善,科技研发的增加均有助于本地区雾霾污染水平的降低。与之相反的是,人口密度、外商投资的增加以及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均会加重雾霾污染。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本文的结论。其次,来自中央政府的纵向干预型环境协作治理有助于降低雾霾污染,且这种协作治理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更加显著。动态效应结果证实了这种协作治理效应的可持续。进一步的,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发现,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不仅降低了本地区的雾霾污染,而且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减排效应在省内相邻的城市表现的更加显著。从影响机制的角度,地方政府间的协作治理有效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从而产生了雾霾污染减排效应,特别是在社会信用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最后,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治理网络的视角对政府雾霾减排效果的研究发现,（1）单个的条件变量并不能促成雾霾治理的高绩效,雾霾治理绩效的形成源自要素之间的共同作用。（2）政府部门之间协作网络的密度、网络资源以及外部监督三个因素均有助于雾霾污染治理高绩效的产生,但当协作网络密度不足时,且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较高时,协作网络资源的充足性以及有力外部公民监督能够弥补这种不足。基于以上发现,概括出三种前因构型,即协作网络密度和政府注意力合力驱动的雾霾污染治理绩效路径;协作网络密度、网络资源以及外部监督三者共同驱动的治理绩效;网络资源与有力的外部公民监督互补型的路径。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落实地方政府治理主体的环境责任,促进其向绿色创新以及优质产业结构转变,从而向高质量发展迈进;（2）创新雾霾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促进区域间的联合治理;（3）强化中央政府的纵向干预,增强政府间协作的意愿;（4）促进协作网络间的关联,丰富协作网络的资源。本研究对政府间协作治理减排效应的关注,客观的刻画了中国现行的雾霾污染协作治理场景,反映了地方政府以及各部门之间如何通过相互协作创造了富有成效的治理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