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奠定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基础,在中国启蒙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地位。在1915—1921年,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希望通过批判传统文化、宣传新思想开启民智,弥补国民性的缺失,培育适于现代民主国家发展建设的新国民。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五四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被不断解读,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说法,众多学者认为全盘否定是启蒙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本文在整合分析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传统文化观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观并不是只有全盘否定一种态度,而是发生了一次转向,从激进地主张全盘反传统转向了辩证理性地认知传统文化,在五四前后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态度。在五四前期,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认为西方文明是中国文明进化发展的方向,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标准,提出以“西方文化易中国文化”的主张,想要从根本上剔除传统文化,并从思想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道德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但这种反传统的态度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政治需求和现实考量。启蒙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不适于现代生活,也不适于共和体制,必须加以批判。在当时尊孔复辟的逆流和“定孔教为国教”的声势影响下,启蒙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主体是孔教思想,学理地批判传统文化不仅无法达成启蒙的目标,甚至可能会被封建复辟势力所利用,所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态度,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东方文明的价值再次得到关注和提升,加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启蒙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认识中西文化。与此同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前期启蒙的成效已经显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也促进了知识分子在北大的联合,凝聚了启蒙的力量,使建设新文化的总目标变得日益清晰且可行。最终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感召和前期启蒙的负面影响下,启蒙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不再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开始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提出要建设中西结合、综合创造的新文明,并在实际行动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挖掘、阐释和择取,企图为再造文明找寻传统的文化制度支撑。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传统文化观发生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转变表现出差异性、不完全性、主动性的特点。今天我们仍在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上下求索,我们面对的局面比五四时期更复杂,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和亟待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怎样让传统文化成为我们民族发展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仍然是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五四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认识传统文化,在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不断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