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展带来制度的创立、变迁和完善。行政约谈制度作为一种柔性行政执法方式,从税务领域产生,逐渐也影响到其他领域。近些年来比较热门的是环境行政约谈、网约车约谈以及食品约谈,这些领域的行政约谈频频使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进行修订,首次在法律中明确对行政相对人、政府及行政机关进行约谈的情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首次规定疫苗约谈的情形。这是行政约谈在药品、疫苗行业的进步,但也不能忽视,实践中药品、疫苗约谈存在着诸如约谈对象不明、约谈程序不清、约谈相对人得不到救济等情况。在两部法律修订、出台以前,在我国一些地区便已经存在药品约谈制度,不可否认这些地区、部门行政管理的自觉性、预见性,但是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统一规定,导致各地制定的规定各不相同,具体而言存在着约谈范围不同、约谈程序不同、约谈不存在监督救济等情形。法律的实施需要有完备的制度规范作保障,如果制度规范存在分歧,势必会对法律的实施产生影响,使法律未能发挥出其真正作用。鉴于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法律对药品、疫苗约谈做出规定的现状,各级各部门相应也会出台配套的约谈制度规定,或者修改已有的约谈制度规定,那么如何制定和修改有关约谈制度规定,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约谈的程序、范围、形式需要进行考虑,对于约谈是否需要救济以及如何救济需要进行思考。在对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分析梳理的同时,找出其中关于药品约谈的共性与差别,明确哪些要素是需要借鉴的。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思路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对行政约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论述分析;第二章主要对行政约谈的性质进行研究评述;第三章主要对药品行政约谈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第四章则是根据现有的问题,对药品行政约谈提出一些完善建议;第五章则是结语部分,对本论文进行总结,对药品行政约谈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