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在对台军售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共宣布11起对台军售,总价值高达约183亿美元,是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额最高的一届。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不仅次数多、金额大、频率高;而且售台武器具有先进性、进攻性,着力发展“不对称力量”;军售模式也由“包裹式”转向了个案审查制。特朗普政府频繁售台武器,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的背后,不仅仅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下美国“以台制华”的结果。究其国内原因,国会以其拥有的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调查权,在助推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方面施加了重要影响。第115届及第116届国会共提出39项涉台军售议案,其中7项成功立法。4个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是涉台军售立法的重中之重,包含大量推动对台军售正常化、常态化以及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内容。大量以“台湾”命名,未获得通过的法案中也包含不少涉台军售条款。可见立法仍是国会议员推动对台军售的主要方式。此外,参众两院通过举办涉及对台军售内容的听证会向行政长官施压,以及议员跨党联名向特朗普总统写信施压也是常见的推动方式。除了以上官方形式的推动外,非官方形式的推动同样显著。根据对台军售面临的阻碍以及不同时期的内外部环境,议员们对特朗普政府11次对台军售的发声和反应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115届国会,议员的主要诉求是解除上任政府“包裹式”对台军售,实行个案审查制。第二阶段为第116届国会第一会期,议员的关注焦点转为防止对台军售成为行政当局谈判的筹码,敦促主管部门切勿故意拖延军售。第三阶段为第116届国会第二会期,这一阶段议员的发声明显变少,转而关注美国对台战略转向议题。虽然各个阶段的小目标不相同,但是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推进美国对台军售模式向正常化、常态化的转变,以及售台武器向进攻性的转变。作为国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参众议员,特别是友台派议员,是推动这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形式行为的主要力量,也是我们分析动因的主体。特朗普总统任内国会议员推动对台军售的内部动因主要有以下三种:议员意识形态因素、议员选区利益因素和议员个人利益因素。来自于选区内有大型军工集团及售台武器承包商的议员在推动对台军售上更为积极。年纪轻、资历浅的议员更倾向于借助对台军售等议题,以扩大在国会的影响力,积累政治资本。虽然不同议员推动对台军售的主次动因和动因构成不尽相同,但是意识形态因素仍是友台议员推动对台军售的主要原因。本文结合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及经验分析法。本研究旨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特朗普政府及其两届国会中产生的最新资料和文献,对特朗普政府历次对台军售、国会涉台军售立法以及重点涉台军售议员进行梳理。试图分析美国国会在推动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从议员的角度去分析国会助推对台军售的原因。并以此为切入点,认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台湾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