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中以及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道德领域,实质上是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根据伦理道德的要求层次,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可以区分为社会主义伦理观和共产主义伦理观,从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说,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基础能够相一致的是社会主义伦理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活动中,遵循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指导,就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把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目标和经济活动相结合的一个理论和实践互动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伦理观的简单套用,而是社会主义伦理观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活动的有机结合,从而历史地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历史演进。本文意在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经济活动和道德状态的历史和逻辑的考察,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构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基本构想。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观具体表现化为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革命成功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新功利论,以及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新公正论,以上四种经济伦理价值形态与社会历史的变迁同步,从而形成密切的转向和承传关系。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视角来看,一定时期的经济伦理观归根结底是由一定历史条件决定的,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到社会主义新公正论的历史演进从根本上说是因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迁,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革命战争时期,一种能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革命道德须合理地解决革命和利益的关系,把革命的崇高性和现实性密切结合在一起,毕竟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正是出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明确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建国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以苏为鉴,人民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集中体现,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为奠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形成良好的经济生活秩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在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偏失,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把个人利益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之“私”加以批判,结果背离了集体主义的真义,使之成为否弃个人利益的虚妄化的伦理标签,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开始,把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视为合理的正当的,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标志社会主义新功利论经济伦理思想的确立。社会主义新功利论语境中的功利实质上是积极意义上的“利益”,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既有思想渊源关系,也有本质区别。本质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新功利论的终极价值旨向是共同富裕,因此在功利的导向下,始终蕴含着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当社会有了一定发展时,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要求突显出来。社会主义新公正论经济伦理的提出反映了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的客观要求,在这个时代,社会不公正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实现社会公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呼声。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仅因时因地而异,甚至因人而异,反对资产阶级抽象地谈论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主义新公正论与资本主义的公正观本质上是不同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不是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的简单移植或套用。同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当代建构也不是西方经济伦理的简单模仿,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汇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综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当代建构从中国社会现实,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在深刻解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构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基本路径和基本内涵。简言之,笔者以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建构要做到四个结合和一个核心。四个结合：“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道义论与功利论相结合,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体精神相结合。一个核心：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微观层面的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和消费伦理和宏观层面的经济制度伦理、经济体制伦理建构以及全球经济伦理,必须坚持和体现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