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刑法中的危险,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对此已有百余年的争论,形成了各种学说。但在我国,该课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应的讨论也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深度。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学说的评介,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在法益概念的宏观指导下,对危险判断方法中存在的焦点问题重新进行了归纳:判断是从刑事证明的角度,以对客观事实的重视和整合为出发点;将客观事实分为行为方式的事实和行为对象的事实,并针对不同的类别采取不同的筛选标准;将通过有意识的梳理、整合后得到的所有客观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资料;法官要在考虑一般人感受的基础上,结合生活经验常识,对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后,站在行为时点,通过因果推理判断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得出行为是否具有危险的结论。同时危险的判断必须在一定的参照系中进行;参照系是否完善取决于法官个人的经验和技巧。行为的危险性并不等同于行为的可罚性,需要在危险判断之后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与客观行为的危险相对应的认识内容。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要求危险认识是具体详细的,而只需要认识到行为一般的违法性质就可以。由于危险的判断涉及刑法根基的重要问题,不仅在操作层面对法官们提出了细致严格的要求,而且要求作为判断者的法官们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危险的判断方法涉及一般化正义与个别化正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结果责任与责任主义之间的对抗。对抽象危险和具体危险的判断都要进行实质的判断,而不是形式的判断。我国的司法判决需要进一步加强说理,从而体现实质判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