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兵法著作

　　曹操有一本军事著作，称为 《孟德新书》，读过 《三国演义》 的人都知道。据 《三国演义》 说，西蜀刘璋派别驾张松到许昌，张松言语不逊，曹操不予礼遇，张松只好投向刘备，献出西蜀地图，又陈入蜀之策，在这段故事中，插入张松为难杨修一节。杨修取出曹操所著 《孟德新书》，說是仿 《孙子十三篇》 而作。张松看了一遍，立即朗诵出来，并无一字差错。又故意说此书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操盗窃而得。于是，曹操把 《孟德新书》 扯碎烧了，自此不传于世。
　　这段描述自然又是有真有假。《三国志》 引 《益部耆旧杂记》 说：“（杨） 修以公（曹操） 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暗诵。修以此益异之。”并没有曹操烧掉兵书的事。
　　曹操确实有过军事著作，王沈 《魏书》 云：“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里出现了“新书”二字，“新书”者，别于古代兵书也。
　　但是这部十万余言的“新书”又确实不曾流传下来，难怪 《三国演义》 有烧了的说法。曹操注解过好几种兵书。妣振宗 《三国艺文志》 列举有《太公阴谋解》 三卷、《司马法注》 （不知卷数）、《孙子略解》 三卷、《续孙子兵法》 二卷、《兵书摘要》十卷、《兵书要论》 七卷、《兵书略要》 九卷、《魏武帝兵书》 十三卷。后一种也就是 《魏书》 所说的 《新书》，出于自己著作，其他都是注解或抄撮古代兵书的。
　　《新书》 固已不传，其他注解古代兵书的著作，现在也仅存 《孙子注》 一种，也就是上面说到的 《孙子略解》。清人孙星衍校刊的 《孙子十家注》 收录曹操的注文，这是曹操军事著作中惟一幸存的了。
　　未看过曹操注 《孙子》 的人，也许以为其中有不少精彩的发明，其实相反，非常简略。例如 《孙子》 说“强而避之”，曹操注云：“避其所长也。”“怒而挠之”注云：“待其衰懈也。”“卑而骄之，佚而劳之”注云：“以利劳之。”“亲而离之”注云：“以间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注云：“击其懈怠，出其空虚。”这样的注解，可以说是注也如此，不注也如此，读了只有使人失望。

关兴、张苞是“好心人的产物”

　　《三国演义》 写到关羽、张飞遇害以后，就用强烈的笔墨浓厚的兴趣来描写两员小将，一个是关羽的儿子关兴，一个是张飞的儿子张苞，在刘备征吴一役中，两小将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而又互相呼应，彼此救援，仿佛又是一对兄弟，写得颇为出色。读者真会以为这是实有其人，也确有其事了。
　　关兴、张苞是实有其人，但却不是实有其事。
　　关兴是关羽的儿子，但他不是一员武将。《三国志》 对他的记载很简略，不过是“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这几句。“令问”是好名声的意思，可知他早就有点名气;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主持朝廷礼节，保护皇帝安全，以及答复皇帝咨询等;中监军则是在京城监督军事的。这两种职务固然重要，但却用不着亲自带兵打仗。关兴二十上下就担任这两种官职，说明他是年少有为的人物，但死得太早，说不上有大的建树。
　　张苞的记载更简单了，仅仅得“长子苞，早夭”五个字 （《三国志·张飞传》）。张飞的继承人是次子张绍，可知张苞死于他父亲遇害之前。他也没有当过什么官职;倒是他的儿子张遵官至尚书，后来在绵竹同邓艾作战时牺牲，不愧为名将的后代。
　　古代说书人对于史书上这样简单的记载，显然是不满意的。于是他们大胆驰骋想象，再塑造两个小英雄来。正如 《说唐》 故事，既出现了罗成、秦琼、尉迟恭，就继之出现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一样，《杨家将》 不是既有杨令公、杨令婆，一郎至七郎，这还不够，还有什么杨八姐、杨九妹，更有穆桂英、杨文广，乃至十二寡妇等等吗？《后水浒传》 也出现了一批梁山英雄的后代，在反抗金人中出了大力哩。这是说书人的心愿，也是听众们的心愿。他们总希望英雄人物也有个英雄的儿子，能够继承父业，发扬英雄传统，而不是窝囊废，更不是变成“衙内”。
　　而且在刘备征吴这场大战里，少了这两员小将也实在显得寂寞。当时刘备手下实在没有什么名将，史书上只记载了吴班、陈式、冯习、张南、黄权五人;后来黄权投向曹魏，冯习、张南战死，吴班、陈式一生又未见赫赫战功。说书人对他们都不感兴趣，索性由自己来创造两个小英雄，于是场面热闹，听众也满意了。

《三国演义》 的严重败笔—— 刘后主可曾怀疑孔明

　　《三国演义》 有一段颇为读者不满的情节，那就是在第一百回里，杜撰了一段刘后主听信谗言，说诸葛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为帝”，又说“孔明自恃大功，早晚必将篡国”。于是“后主惊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诏还成都，削其兵权，免生叛逆。后主下诏，宣孔明班师回朝”。于是孔明“仰天叹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于是班师回朝。
　　这段叙述，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事实上，那年是建兴八年，即魏曹睿太和四年 （公元230年）。这一年魏国要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主动派了大军，由曹真率领，司马懿为副，分数路向西蜀进攻。曹真一队，由子午道 （长安之南通向汉中的小路） 南入;司马懿则从汉水上游进兵，企图与曹真会兵于南郑。还另遣军队由斜谷 （五丈原之南）深入，又以另一支军马，由武威 （南安郡西北） 南下作呼应之势。魏国此次决心很大，以为数路并进，一定收到战果。当时诸葛孔明闻讯，命李严率二万人守汉中，自己另带一支人马开到城固 （今陕西省城固县）、赤坂 （今陕西省洋县东） 一线，准备迎敌。是时正当秋季，汉中一带下了连绵大雨，一连三十日不曾停止，山路绝断，运输不继，于是魏军数路皆退。
　　魏军撤退时，蜀兵并未前去追赶。这也是一种常识：大雨已一个月之久，加上山谷险阻，道路断绝，人马难行，即使追赶也没有什么收获的。而《三国演义》 为了热闹，却写孔明数路出兵攻击，大败曹真，又写了一封书信，把曹真活活气死。这便夸张得过了分了。此时又不好收场，便只有杜撰一个情节，说司马懿用计，使人离间刘后主和孔明的关系，而后主也居然相信了。 　　这是为了凑足“六出祁山”之数。事实上，孔明只有五出祁山。建兴八年这场仗，是魏军主动进攻，双方主力并没有交锋。倒是魏延另领一支兵马，西出雍州，大破郭淮于阳溪。这和出祁山是无关的。
　　《三国演义》 作者为了弄出一个孔明成胜而又退兵的理由，就说刘后主中了谗言，硬把孔明宣诏回来。却不知道这就把历史上孔明和后主的关系破坏了。须知后主在孔明当政之时，对他是绝对信任的，一些宦官的讒言，怎能动摇后主的信心？何况孔明奉了托孤之命，是个事实上的监督人，后主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把孔明调遣回来。这同对姜维完全是两回事。所以 《三国演义》 这一回书，不特诬了刘后主，连孔明的形象也受到贬损。说它是罗贯中的败笔，实不为过。

勇将马超的虚虚实实

　　马超是 《三国演义》 所着力描述的勇将之一。
　　他的出场是在第十回。写马腾，韩遂率领西凉兵征讨李傕，郭汜等四寇，“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体猿臂，彪腹狼腰，手执长枪，坐骑骏马，从阵中飞出。”马超一出场，就刺死王方，生擒李蒙，英风四射。那时才是十七岁。小说虽然只有寥寥一段，马超的英雄形象便已深入读者的心中了。
　　再到第五十八回，写曹操杀害马腾，马超起兵雪恨。二十万大军第一阵大败钟繇 （钟繇是个文官，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小说说他能出马与马岱交锋，也是随手牵合），第二阵就攻入了长安，急得曹操放弃南征之议，亲自到潼关抵敌。这一回潼关大败，杀得曹阿瞒割须弃袍，险些丧命。接着在渭水交锋，曹操又被西凉兵迫入船中，一阵乱箭，幸赖许楮死战得脱。这两仗，马超更似生龙活虎，勇不可挡。
　　第五十九回更写出一场热闹的戏来。许楮号称虎痴，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目射神光，威风抖擞”。小说有意安排了马超与他的一场恶战。先是斗了一百余合，胜负不分。许楮性起，索性赤体提刀，与马超决战。又斗到三十多个回合，“楮奋威便砍马超，超闪过，一枪望楮心窝刺来。楮弃刀将枪挟住，两个在马上夺枪。许楮力大，一声响，拗断枪杆，各拿半截在马上乱打。”小说写到这里，真是笔酣墨饱，使人看了也眉飞色舞。当时历史上虽然未必有此事，小说却必须有此描写，方能充分显出五虎将的神威。至此，马超的动人形象，已在读者心中牢牢地树立了。
　　但是小说作者认为这还不够，还要再掀起一个高潮。这就是在第六十五回的 《马超大战葭萌关》。
　　本来，马超在潼关失败，逃回西凉，杀凉州刺史韦康，又被杨阜等人设计杀败，进退狼狈，只好投奔张鲁。在张鲁幕下，又被杨白等人猜忌陷害，就秘密写信给刘备，请求投降，其中并无与张飞厮杀的事。小说作者为了再替马超重重勾勒一笔，于是又撰出了同张飞大战这一幕。张飞的性格，自然和许楮有相似之处，也是越杀越性起的。两人开头也是“约战百余合，不分胜负”，张飞“不用头盔，只裹包巾上马”，又斗百余合，“两个精神倍加”，同许楮之斗略有类似。但是小说作者下去就变了写法，张飞要点起火把，安排夜战;马超也大叫：“张飞！你敢夜战么？”阵上二马相交，“点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再战到二十余合，马超是暗掣铜锤在手，回身便打。张飞闪过，却拈弓搭箭，回射马超，马超也闪过。于是二将各自回阵。
　　这一战是既显了马超，又显了张飞，同是不分胜负，却又和战许楮的写法不同。这是小说家的“移步换形”，手法颇为高妙。小说家之所以必须写马超两场大战，是因为马超入蜀以后，便很少有着手之处了。我们不妨从史实方面去看以后的马超。
　　马超在汉中穷途末路，进退两难，只好归降刘备。刘备拨出部分兵力，让马超率领开到成都城下，吓得刘璋失魂落魄，只好开门投降。马超因功封为平西将军。这些都是史实，《演义》 照抄不误。可是马超以后却是非常寂寞的，终于郁郁而死。《三国演义》 这就不提了。
　　以马超之勇，名气之大，归刘备以后，本应独当一面，在军事上有所作为。而其实不然。刘备得了西川，守荆州的仍是关羽，守汉中的是魏延，守巴西的是张飞，而马超虽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其实长期住在成都。刘备称帝以后，他升迁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但这只是空衔，兵权是没有的。
　　封建时代，等级，内外的区别非常严格，马超不属于刘备的嫡系，所以他在西蜀，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不料有一回有人居然劝他造反，这就更把他吓坏了。
　　原来有个治中从事彭漾，原是刘璋时一个书佐，后来因受刘备信用，成为机要秘书，于是马上得意起来，把别人都不放在眼内。诸葛亮因劝刘备外调彭漾为江阳太守，彭漾心怀不满，临行时往见马超。马超顺口说：“以你的才干，大家都说应同孔明、孝直 （法正字） 诸人并驾齐驱，为什么被调到外郡呢？”彭漾愤然道：“老家伙越来越荒谬了，有什么可说。”跟着又神秘地对马超说：“你能到外面起事，我在内里策应，天下是不难定的。”马超听了，大惊失色，默然不答，后来还把彭的话向上报告，于是彭漾因罪诛死。
　　马超“忧谗畏讥”，更怕彭漾是有意试探，自然要向上报告，这不能说马超干的不对。
　　然而也可知他处境的艰难。他给曹操杀了满门二百余口，大仇未报，寄人篱下，无从施展，心情的凄苦可知。刘备称帝第二年，他就病死了，不过才四十七岁。他的一生是可悲的。
　　《三国演义》 对于彭漾这段史实，有意作了曲写。第七十九回说，彭漾和孟达是好友，探知刘备暗中要处置孟达，便派心腹人持书暗报孟达知道。不料此人半路被马超巡军捉获，马超知道此事，就故意用计，让彭漾说出反叛的话，然后去报告刘备。这样，就被马超“忧谗畏讥”的真相掩饰过去了。这也是小说家为了维护刘备的苦心。

于吉—— 一个大有来历的道士

　　《三国演义》 中 《小霸王怒斩于吉》 这一回，读者只觉得这于吉无非是个兴妖作怪的道士，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其实这个人是大有来头的，他同黄巾军领袖张角还有些师弟渊源呢。
　　原来在汉顺帝时 （公元126—144年），这个于吉已在民间传道。他传的道，同张角一样也叫太平道。《三国志》 说：顺帝时，有个道士叫宫崇的，上了本书给皇帝，名叫 《太平清领书》。据说是他师父于吉在曲阳 （东汉曲阳在今江苏省沭阳县东。西汉曲阳在今淮南市东） 泉水上得到的神书，共百余卷。又 《后汉书·楷传》 说：这本书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觋杂语。”也就是用阴阳五行学说来占卜祸福，预测时运的迷信玩意。当时朝廷的官员看了这书，认为“妖妄不经”，把它没收了。不过此书也假借了一些天灾、星变的事，来劝告统治者“修德行善”，所以并没有治襄楷的罪。《襄楷传》 又说：“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可见后来黄巾起义，也同于吉有些关系。张角自称“太平道”，它的宗旨就出自 《太平清领书》，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于吉和张角毕竟没有同走一条路。于吉不搞武装暴动，只是在江南一带传道。史书上说于吉在吴会 （今江苏苏州市）“设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有一次，孙策大会宾客于郡城门楼上，于吉却穿起华丽衣服，携一漆画的木箱子，从楼下走过。诸将宾客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下楼去迎拜他。这就触怒了孙策，把他关了起来。信奉他的人都使妇女入见孙策的母亲求情，孙母也替于吉说好话。不料更激怒了孙策，终于把他杀了。
　　于吉在顺帝时已经传道，至建安五年 （公元200年） 被杀，死时大约已九十多岁。杀于吉这事在当时是很不得人心的。所以孙策死后，就产生了于吉索命的神话，还说于吉的尸体半夜就不见了云云。
　　看来于吉是个从事传教的教长，他的宗教固然曾影响了张角，对东汉末年那次农民大起义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他本人却没有参与进去。近人有说于吉是个游方道士或江湖医生之流，或说于吉是中途失败的农民领袖，恐怕未必很恰当。
　　他的 《太平清领书》 又叫 《太平经》，原有一百七十卷，现只残存五十七卷，收在明代的 《道藏》 里，是中国哲学史很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