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鱼怎样运进城

来源 :特别健康·上半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uohuixian1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解放前,上海菜市场上卖的淡水鱼和其他淡水产品,就像现在集市上卖的淡水鱼一样,都是活蹦乱跳的。现在集市上的淡水鱼,都是装在充了水和氧气的袋子里,从市郊养鱼专业户那里,用汽车、摩托车运进市区的,所以都是活的。可在解放前没有这样的条件。那时没有养鱼专业户,都是捉的野鱼。水网地区也没有公路,更缺少汽车,不可能用汽车来运鱼。所以,鱼和其他水产品都是从太湖、淀山湖等水网地区走水路用船运进上海市区的。路近的走四五天,路远的则走十天半月。
  那么,鱼为什么不死呢?因为运鱼的船是特制的。这种船比一般船稍大,船的前半身(船头部分)放进水装鱼,船头下部两侧开有两个洞(砖块大小),洞上装有钢条或钢丝网,防鱼外逃。这样,船中养鱼的水与江河中的水相通,船中的水也就是活水了。那时,黄浦江的水也能养鱼,所以鱼不会死。船的后半段,是船员生活场所,不载货物,因此船就头重尾轻,行进时像一只蚊子在叮人吸血一样。
  这些运鱼船数量不少,有些是属江南城镇鱼行所有,雇请船夫运输;有些属个体户所有,到鱼行去批量购鱼,自贩自运。那时苏、嘉、沪三角洲的城镇,如朱家角、周庄、金泽、芦墟、吴江、湖州、常熟等等都有几家鱼行。这些城镇,不仅是大米的集散点,也是水产品的集散点。
  运鱼船摇到上海后,都在黄浦江沿岸码头停靠卸货,由码头上的上海鱼行、经纪人、鱼主人经手批发给菜场鱼摊贩,再运到菜场出售。运输的车子,或踏,或拉,车上都装有水桶或水箱,以保持鱼的鲜活,所以市民买到的都是活鱼。
  这种从捉鱼、运鱼到市民买鱼的复杂流通渠道,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后来由于农村中的合作化、城市中的计划经济,以及江河水质污染等原因,这条活鱼产销流通渠道才中断,上海人只能吃死鱼或半死不活的鱼,甚至无淡水鱼可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计划经济逐步轉为市场经济,上海的活鱼市场形成了一条新的流通渠道,市民又能吃到鲜活的淡水鱼和其他淡水产品了。
其他文献
我家有一杆祖传大秤,用橡木制作,长一丈二尺有余,挂钩一头有大人手臂般粗,深红色,秤面镶嵌三排秤星,可称三百多斤重物。据祖父说,他的父亲年轻时,村里有一朱姓大户家道中落,只能靠卖家产度日,这杆秤就“落户”我家了。  我家这杆秤是村里唯一能称200斤以上重物的大秤,村里人卖棉花、卖稻谷,常到我家借用。有一年秋天,外地一商贩到村里收粮,邻居大叔一下子卖了三大麻袋稻谷。他知道商贩手里的秤不准,少斤两,就到
村里“小芳”爱上知青  1969年4月,16岁的刘行军和二十余名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德都县庆丰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刘行军成了村卫生所的药剂员,负责为村民发放药品。有一天,来了很多病人,刘行军慌乱之中张冠李戴,导致一位姓王的老汉吃错了药。老汉的闺女王亚文急了,冲上来要挠他。还好,几天后老汉硬是挺过来了。此后,刘行军常常内疚地到王老汉家帮着干活。一来二去,他和王家人渐渐熟悉了起来。原本对刘行军没有
空有大场院  我插队的第一个秋天,大田的庄稼还没熟透,生产队先收了村边一片种麻的地。麻熟得早,连根薅。薅净荡平拣去石块瓦块再反复轧,收拾出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块平地,背靠青纱帐,非常敞亮。这就是场院———社员的眼珠子。一个生产队三十余户二百多口人来年下锅的饭食,就全靠这儿了。  开镰收谷子,连秸秆挑到场院,老人和妇女用“爪镰”把谷穗掐下。用去了穗的秸秆垒成墙,围住场院,留大车出入口,一旁有四面透风
收到舅舅的来信,得知外婆要来看我们的消息,母亲表现得很奇怪,奇怪得让我有点害怕。  母亲在院子里转着圈,似乎看啥都不顺眼,嘴里嘀咕着:“这烂屋子,这烂屋子。”  我们开始为了迎接外婆而准备。像过年一样,每个房子及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打发我拿着个洋瓷碗出去借麦面,我兴奋得跳起来。  那时,我们早晨红薯块熬稀饭,中午红薯面条,下午红薯馍馍就着炒红薯丝。只有来了金贵的客人或是过年,才吃
晚清、民国时期,袍哥与青帮、洪门被称为中国三大帮派。其中袍哥比较特殊,主要集中在西南一带,特别是四川地区。  袍哥一说来源于《诗经·秦风》中的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另一说是在《三国演义》故事里,关羽被迫投降曹操后,不接受曹操的重赏,只收了一件锦袍,穿的时候却把刘备送给他的旧袍子穿在外面,以示不忘结义大哥的恩义。据此,袍哥组织最早又叫“汉留”。  每年的腊月二十六或二十八是袍哥组织既定的
在我少年时住过的黑山头村,文化最高者当数朱先生,他上过私塾,能写会算,能读古书。  朱先生有文化,人品端正,村里人对他十分敬重。他家贫农成分,又有文化,按说该当干部,朱先生却从不参政,一副极超脱的样子。只有冬天结算公粮账时,受到村干部们的邀请,他才出来帮助打几天算盘。但他只管打算盘,对数字以外的事一律不多言语。  朱先生在村里不管闲事,却能热心为乡亲服务。平常谁家请他写封信、看封信,他都十分热情、
在我私人的藏品中,有一个发黄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大地震后废墟的照片,那曾是我的“家”;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我完全出于本能,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刚刚把儿子拉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睡在过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我听不到她的呼叫。那一刻,
两条鱼惹来训斥  1981年8月14日,是我父亲70岁生日。我买了两条共六斤多重的草鱼,给父亲祝寿,想让他老人家补补身体,开心开心,万万没想到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训斥。  那时,我家生活很困难,全家共八口人,四个孩子还在上学。父亲1971年患脑血栓病,不仅不能参加劳动,还要买药治疗。母亲年老,只能在家操持家务和管理菜园。全家只有妻子和我两人挣工分。我在潼口中学教书,报酬是按同等劳力记工分。因此,我家属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在粮食极为短缺的时代,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12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素菜。这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心中的感念便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忍的习惯。  1949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漂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