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一片庆祝和赞美声中，我收到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二年级学生的电子邮件。信写得比较委婉，其实有一句潜台词没说出来，那就是相比而言，她更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而不能够接受莫言的作品（2011年春季给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也有学生对我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封信所提出的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年青一代人的看法。征得她的同意，我把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我的回信附在下面。张老师：
　　您好！
　　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很多老师都在启发我们思考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些疑问。
　　在很多人看来，莫言赢了村上春树是赢在他的“中国经验”，他将现代的手法与中国的特殊经验结合，使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起来。而村上则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形式到内容都接近西方式写作的作家，与日本传统的细腻的感官描写方式不大一样、但我却觉得，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与西方一样的发达国家。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都会遇到的。村上春树探索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哲学的问题。可是，反倒是这种更宏观的世界性的思维，使村上输了吗？因为我觉得，不能够单单把他看成是一个畅销书或者青春文学作家，他所写的城市经验，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性，而且他迷人的想象力也是不输给莫言的。
　　另一方面，莫言写中国农村，写计划生育，写中国与众不同的历史，是不是优秀的作家就需要有这样的“历史癖”？如果中国再继续发展下去，城市经验越来越多，乡村经验越来越少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都生活在城市里，如何再写出具有中国民族性的作品呢？难道我们仍然必须去历史中寻找那些历史的材料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在书写现代性经验或者和城市经验方面，还能够具有中国特色吗？我想，我们并不希望所有的当代文学作家，经过一二十年之后，依然在过去的中国中去挖掘那些奇怪的、特殊的东西如果我们的作家一直在中国苦难的过去中寻寻觅觅，好像只有“苦难的中国记忆”才是对一位作家的最高奖赏中国的历史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作家产生时，他们不再经历农村生活，他们如何在趋同性的同质化的城市生活之中，找到与众不同的经验呢？
　　希望得到老师的启发。谢谢老师。
　　学生
　　××
　　2012年10月17日23时××同学：
　　你好！
　　我先归纳一下你的问题：1.中国经验是什么？是专指所谓的“底层苦难经验”，如莫言笔下那种残酷的乡村经验吗？如果是，那么从小生活在城镇里的，或者生活在乡村但并没有受苦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经验算什么？对他们的“伤痛”“焦虑”“迷惘”等各种精神困境的表达，算不算纯文学呢？2.只写历史经验，而回避当下经验，不就是一种“历史癖”吗？3.村上春树的小说写的那些城市经验，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经验更贴近，与当代城市生活更贴近，为什么没有予以重视？4.无论是文学奖所褒奖的、还是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似乎都与我们的经验无关，随着中国的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融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写作？
　　读着这封信，我感觉就好像孩子问父母：为什么那颗星比这颗星亮呢？我无法全面回答你提出的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问题。但我可以尝试着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关于“中国经验”问题。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一种焦虑心理，原因是本土经验没有得到有效表达和传播。于是，他们不断地念咒一样：本土经验、本土经验，还要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来给自己打气。我们有56个民族56朵花，一年出版几千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就没有“越是世界的”呢？现在莫言终于是“世界的”了，仅仅是因为他“越是民族的”了吗？我看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本土乡村经验表达的力量和有效性。经验是平等的，无论它是底层的还是上层的、边缘的还是中心的、苦难的还是幸福的、农民的还是市民的，表达经验的文学水平却是有高下之分的。对经验多样性的尊重，是现代社会的要求；对表达有效性的追求，是文学自身的要求。要警惕新的题材决定论：认为饥饿经验一定要高于脚气经验。村上春树和莫言作品所表达的经验都很重要。换句话说，是莫言对中国经验表达的文学性吸引了世界读者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而不是“中国经验”本身吸引了他们。如果是后者，他们就无需读文学作品，只需要看报纸和网络的新闻就行了。至于为什么不是村上春树而是莫言，那我不知道，要问马悦然。
　　第二是关于“历史癖”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记忆与文学的关系。莫言作品中的确充满了个人和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是沉重的、苦难的、伤痛的、残酷的。很多年轻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女性，在阅读接受中有感官上的不适应。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文学审美的理解过于狭窄。他们迷恋一种所谓“纯美”的东西，迷恋“治愈系”的文学，将文学阅读和听流行音乐，仅仅当作人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这固然无可厚非，但仅有这种阅读态度是不够的。何况你还是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文学鉴赏需要更健全和更多元的胃口，什么都能欣赏，像“食铁兽”那样，铁都能消化，而不是只关注与自己个人经验相关的东西。激活记忆和反抗遗忘，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作为“素朴”的时代的古典文学，主要是将那些“美”的东西直接呈现出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直接铺陈出来就行。作为“感伤”的时代的现代文学，关注“美变成是什么样子了”，更关注历史进程中“美如何被毁”的问题，对历史的思考因此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现代文学更加复杂，更需要理智的介入。对于写作来说，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无论是遥远过去的事还是刚发生的事，都属于经验范畴，它都要先于语言的发生，因此，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记忆，是对转瞬即逝的历史和当下经验的挽留。阅读更是如此，是对人类被现实压抑的经验的召唤。
　　第三是关于乡村与城市的问题。莫言擅长“乡村经验”而不擅长“城市经验”。他善于塑造母亲或农妇形象，特别是“泼妇”形象；不善于写现代城市女性形象，特别是“情人”形象。其实不仅莫言如此，当代中国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如此，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课堂上也讲过。传统乡村是一个“诗意”的“传奇”的世界，现代城市是一个“散文”的“叙事”的世界，对这两个世界进行文学表达，差别非常大。莫言擅长前者，村上春树擅长后者。 　　乡土的自然世界是神造的世界，是为“永恒的人”准备的。土地上的人一出生就好像得救了。天人都合一了，阴阳都和谐了，那还要创造干什么？只需要学习圣人和重复前人就行了，只要合符先贤制定的规范就行了，只要歌颂永恒不变的熟悉事物就行了，如：春花秋月、悲秋伤春、晚照晴空、来鸿去雁、美玉琥珀，总之，是日头星空之下和山水土地之上的动物、植物、矿物意象体系。人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像谷子一样生长的儿子，像土地一样能长谷子的母亲，像花草一样生长和衰老的女人，归根结底还是植物，只能生长在泥土上。这种想象中的审美世界，掩盖了乡土经验的残酷性。现代文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个古典审美的幻象揭穿。莫言就是这一现代文学传统的传人。但他笔下全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农民，这无疑不符合当下中国的状况。健壮的有头脑的中国人呢？即使是新一代农民和农民工，他们的肉体也是健壮的，尽管他们经常受尽欺凌。新的文艺要表达当代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特别是城市经验的表达，还需要操练。
　　城市这个人工世界，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建造的，是人类对“天堂”的模仿，是为“世俗的人”准备的。他们是否能够得救全靠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创造各种物质来满足人的欲望；创造各种制度以保护世俗生活；创造各种理论来培育人的思辨力，从而防止某些个体和集团发疯；创造各种想象性产品来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能够在文学中描写现代城市经验的前提，就是城市文化的发达，进而使城市经验变成文学形式。这在当代中国是近30年来才开始的事情（不考虑20世纪中期上海的特殊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才能看到效果。
　　第四是当代世界经验的“趋同化”问题。所谓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趋同化”或“同质化”，对文学而言是伪问题。与传统乡土世界恰恰相反，现代城市世界正是建构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个人才是世界的基本元素，而不是家庭和家族。因此，对个人经验异质性的表达，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起点。文学恰恰就是要呈现出世界经验“同质化”中的“差异化”来。真正的文学就是要抵御经验的趋同化，通过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形成一种经验交流的互动关系。每一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应该是具有差异性的。但大众传播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建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你忘掉这种经验的“差异性”，使你的生活变成一种时尚，一种可以替换的公众经验。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就是对这种大众文化神话的破解。文学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每一个作家及其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自足的差异化的世界。莫言跟大江健三郎不一样，略萨跟赫塔·穆勒不一样，《生死疲劳》跟《酒国》差别也很大。要学会面对每一个独特的作家和独特的作品，而不要急于去概括出一个什么规律出来，就像要学习面对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群体。
　　至于文学教育及其话语制度对年青一代构成的压力，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年青一代与我们这一辈人强调社会意义上的“弑父”不同，他们在审美趣味上与父辈产生冲突，是趣味上的“弑父”。消除这一冲突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并创造出自己的经典，让他们的记忆形式化并且历史化，同时让老旧的事物自然地死去。
　　最后，祝你生活快乐，学习进步！
　　张柠
　　草于2012年10月3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