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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联合国成员中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者，然而2010年底，日本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将届满，至2030年，其以非常任的形式再度“值守麦田”的可能性极低，故只能寄望于安理会的改革。一般来说，日本发起下一轮“入常”冲锋只是时间的问题。
日民主党政权上台后，在外交舞台上频频出手：不仅鸠山首相外访不断，且高调提出了诸如东亚共同体构想、削减碳排放量的中期目标(比1990年下降25％)等主张，党内枭雄小泽一郎也在近日率600人庞大代表团访华，日本天皇还“被安排”破例接待了访问韩日柬埔寨缅甸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坊间多有日本“脱美入亚”、中日蜜月时代来临的猜测，但其实，日本外交在地区性话题上并未取得明显突破，譬如，围绕东海油气田合作开发问题，中方迟迟不肯开始事务性谈判；围绕在未来东亚共同体中相关国家的定位、角色问题。东盟国家开始警惕自己被边缘化……
实际上，日本在提倡与美“对等外交”的同时放低身段讨好亚洲国家，有着另外一层考虑：“复归”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说是“复归”，其实也不确切，因为日本在战后只是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上有这么一条，但几乎从来没有落实过。而这一次，日本向作为“架空”(日语意为“虚构”)的外交战略——联合国外交的复归，落脚点乃是加快“争常”的战略部署。
日本与联合国的复杂纠葛
在战后国际社会，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与联合国之间结成了如此复杂的纠葛。1945年10月，作为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联合国的成立本身，就是中、美、英、苏等“民主国家”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轴心国对抗的产物，连名称都沿用了此前的反法西斯国家联盟，即斯大林提出的“联合国家”(UN，the United Nations)的称谓。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对日军事占领，其主体名义上也是“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长官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而日本则是依《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被置于战胜国监管之下的“敌国”——此乃日本与联合国关系之渊源。虽说不无屈辱，但战后基于历史反省，并急于实现国际社会复归的日本还是对联合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加盟的翌年(1957年)，就在《外交蓝皮书》中提出了所谓“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在“三原则”确立之初，即使是出于想在美国面前提升自身存在感的本体性需要，日本也确实考虑并短暂践行过“联合国中心主义”，如岸政权时期，首相岸信介曾两度巡回访问亚洲十数个国家；派遣前外相级的高级人士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在中东问题上，也敢于打出不同于美国的政策，最终获得了美国的首肯和感谢，等等。但随着《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问题被提上日程，对美关系成为岸内阁的首要课题。其后的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内阁也是一样。继而，1960年代末期以降，日美关系成为压倒一切的对外关系的“基轴”。又由于“冷战”原因，在优先日美关系的同时，“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的原则也算是被照顾、兑现了的。但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却基本上是虚的，代之以退而求其次、比较暧昧的“做东西方的桥梁”(鸠山一郎内阁外相重光葵的加盟联合国演说)的说辞。而“联合国中心主义”则干脆成了一纸空文，甚至一度从政府的公式文书中消失。
正如中国外交的重心从1970年代的联合国外交“升级”为1980年代以降的中美关系一样，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弱化，也是基于其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国家利益的判断，基本不关乎意识形态。日前驻联合国大使、现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Shinichi Kitaoka)主张以“四象限法”来考察国家的外交性格：纵轴为国际贡献度(从上至下，分别为从积极到消极)，横轴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从左至右，分别为从承担过去责任到不承担过去责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现在的鸠山首相基本上属于第一象限，即积极于国际贡献，但回避历史责任。第四象限中多为自民党的保守派政客，但也有例外，如前首相铃木善幸，人并不“右”，可既不热心国际贡献，也从未明确承认过战争责任。至于第三象限所代表的虽承认战争责任，却对国际贡献颇消极者，旧社会党即是典型，自民党鸽派也所在多有。总体而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了中曾根康弘的特例，自民党的执政派系无论是否承担历史责任，都对“国际贡献”着墨不多，而奉行外交上追随美国的“低姿态”国家战略。客观上，这也导致了日本的经济奇迹。
告别“低姿态”国家战略
但有其利，必有其弊。战后日本虽然在美国庇护下一路坐成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但国际形象始终欠佳，国家软实力受到制约。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政府特意斥巨资在《纽约时报》刊登大幅鸣谢广告，在一长串感谢的国家中，居然没提到为战争提供了130亿美元巨额战费的日本。日本政治家深感羞耻，痛定思痛，明白仅靠开支票，而不伴随“流血流汗”的实际行动的话，便无法转化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际贡献”的道理。于是，奋起直追：从最早的海外派兵维和法案(PKO法案)的出台，到海外开发援助(ODA)的渗透，直到近年的印度洋上对美军油料供给活动，其致力“国际贡献”的姿态不可谓不积极。
更主要的是，从19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是经济泡沫崩溃后的持续萧条，另一方面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崛起的现实，助长了日国内日益保守化的社会思潮，并与其原本就存在、一直在积蓄能量的所谓“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诉求合流，日本开始呈现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焦躁感。这种心态既反映在对中、韩等周边国家的接触中(如大幅削减ODA)，也反映在联合国外交上(如持续削减联合国经费)。2005年发起的“入常”冲刺，即是其典型症状，结果遭遇了常任理事国中、美的正面阻击，并引发了中国内地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第一轮“入常”冲刺无果而终。
正因为存在包括上述阻力在内的诸多不利因素，日本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加大联合国外交力度的必要性。日本在联合国各类机构中工作的雇员人数连年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428人发展到2009年(截至2009年1月的数据)708人的规模；日本是联合国成员国中，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并数度担任主席国，这为其把自己所面临的(或认为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些吃紧的安全课题提上议事日程创造了条件。2009年4-5月，朝鲜再度发射弹道导弹，继而试水第二次核试验，时值日本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正是在日本的频密动议和敦促下，安理会一次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并以最短的时间出台了具有强烈警告意味的谴责声明及后来的第1874号制裁决议。如此高效、 到位的反应，如若不是置身安理会现场，亲自充当“麦田守望者”的角色，而是通过第三国来间接公关的话，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说，这也是日本回归“联合国中心主义”的现实动力之一。2010年底，日本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将届满。至2030年，其以非常任的形式再度“值守麦田”的可能性极低，只能寄望于安理会的改革。因此，一般来说，日本发起下一轮“入常”冲锋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然，日本的“联合国复归”，除了其自身和朝鲜的因素外，还有美国因素使然：布什下台，伊拉克战争这种无视联合国存在的“僭越”、“非法”性受到质疑和清算；奥巴马政权从政治哲学到政策，终结了单边主义的暴走，回到了多边主义的道路，由此也勾起了日本的胃口；可是因冲绳的美军基地迁移问题和日自卫队印度洋供油的叫停问题等，日美关系陷于微妙，“日美轴心”蜜月不再，鸠山首相甚至无法让奥巴马在哥本哈根大会领袖峰会期间安排一场日美单独磋商。这也为日本回归“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外交革命酿造了形势。
为联合国外交“补课”
近年来，日本也面临一个逻辑悖论：作为一个志在“人常”的负责任大国，其念兹在兹的“国际贡献”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2001年开始，日本负担的联合国会费连续7年逐年递减，已比高峰时锐减四成以上，目前仅占16.6％，且“缩水”还在继续。而碍于法律瓶颈和舆论，日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所谓“人的贡献”目前只有39人，处于世界第28位。这种状况无疑会妨碍其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客观上增大“人常”的摩擦系数。何以平衡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与现实国力的制约，始终是日本的一份沉重作业。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2009年9月，刚刚上台的鸠山首相闪亮登场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长篇演说，高调打出了日本在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减排、核裁军、和平开发及东亚共同体等方面的一揽子政策构想，不失时机地切入普世性课题，释放出强烈的复归“联合国中心主义”的信号。
与对美追随的自民党相比，民主党的政治哲学中原本就有尊重联合国、重视亚洲的成分，而在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性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尤其在美国衰落、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日民主党政权的“联合国复归”姿态，应该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Pose，而是背后有深刻的现实动力驱动的、一种“形势比人强”、水到渠成的外交思维转型。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应做好心理准备，欢迎和应对日本的“复归”。
日民主党政权上台后，在外交舞台上频频出手：不仅鸠山首相外访不断，且高调提出了诸如东亚共同体构想、削减碳排放量的中期目标(比1990年下降25％)等主张，党内枭雄小泽一郎也在近日率600人庞大代表团访华，日本天皇还“被安排”破例接待了访问韩日柬埔寨缅甸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坊间多有日本“脱美入亚”、中日蜜月时代来临的猜测，但其实，日本外交在地区性话题上并未取得明显突破，譬如，围绕东海油气田合作开发问题，中方迟迟不肯开始事务性谈判；围绕在未来东亚共同体中相关国家的定位、角色问题。东盟国家开始警惕自己被边缘化……
实际上，日本在提倡与美“对等外交”的同时放低身段讨好亚洲国家，有着另外一层考虑：“复归”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说是“复归”，其实也不确切，因为日本在战后只是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上有这么一条，但几乎从来没有落实过。而这一次，日本向作为“架空”(日语意为“虚构”)的外交战略——联合国外交的复归，落脚点乃是加快“争常”的战略部署。
日本与联合国的复杂纠葛
在战后国际社会，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与联合国之间结成了如此复杂的纠葛。1945年10月，作为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联合国的成立本身，就是中、美、英、苏等“民主国家”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轴心国对抗的产物，连名称都沿用了此前的反法西斯国家联盟，即斯大林提出的“联合国家”(UN，the United Nations)的称谓。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对日军事占领，其主体名义上也是“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长官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而日本则是依《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被置于战胜国监管之下的“敌国”——此乃日本与联合国关系之渊源。虽说不无屈辱，但战后基于历史反省，并急于实现国际社会复归的日本还是对联合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加盟的翌年(1957年)，就在《外交蓝皮书》中提出了所谓“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在“三原则”确立之初，即使是出于想在美国面前提升自身存在感的本体性需要，日本也确实考虑并短暂践行过“联合国中心主义”，如岸政权时期，首相岸信介曾两度巡回访问亚洲十数个国家；派遣前外相级的高级人士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在中东问题上，也敢于打出不同于美国的政策，最终获得了美国的首肯和感谢，等等。但随着《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问题被提上日程，对美关系成为岸内阁的首要课题。其后的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内阁也是一样。继而，1960年代末期以降，日美关系成为压倒一切的对外关系的“基轴”。又由于“冷战”原因，在优先日美关系的同时，“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的原则也算是被照顾、兑现了的。但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却基本上是虚的，代之以退而求其次、比较暧昧的“做东西方的桥梁”(鸠山一郎内阁外相重光葵的加盟联合国演说)的说辞。而“联合国中心主义”则干脆成了一纸空文，甚至一度从政府的公式文书中消失。
正如中国外交的重心从1970年代的联合国外交“升级”为1980年代以降的中美关系一样，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弱化，也是基于其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国家利益的判断，基本不关乎意识形态。日前驻联合国大使、现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Shinichi Kitaoka)主张以“四象限法”来考察国家的外交性格：纵轴为国际贡献度(从上至下，分别为从积极到消极)，横轴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从左至右，分别为从承担过去责任到不承担过去责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现在的鸠山首相基本上属于第一象限，即积极于国际贡献，但回避历史责任。第四象限中多为自民党的保守派政客，但也有例外，如前首相铃木善幸，人并不“右”，可既不热心国际贡献，也从未明确承认过战争责任。至于第三象限所代表的虽承认战争责任，却对国际贡献颇消极者，旧社会党即是典型，自民党鸽派也所在多有。总体而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了中曾根康弘的特例，自民党的执政派系无论是否承担历史责任，都对“国际贡献”着墨不多，而奉行外交上追随美国的“低姿态”国家战略。客观上，这也导致了日本的经济奇迹。
告别“低姿态”国家战略
但有其利，必有其弊。战后日本虽然在美国庇护下一路坐成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但国际形象始终欠佳，国家软实力受到制约。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政府特意斥巨资在《纽约时报》刊登大幅鸣谢广告，在一长串感谢的国家中，居然没提到为战争提供了130亿美元巨额战费的日本。日本政治家深感羞耻，痛定思痛，明白仅靠开支票，而不伴随“流血流汗”的实际行动的话，便无法转化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际贡献”的道理。于是，奋起直追：从最早的海外派兵维和法案(PKO法案)的出台，到海外开发援助(ODA)的渗透，直到近年的印度洋上对美军油料供给活动，其致力“国际贡献”的姿态不可谓不积极。
更主要的是，从19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是经济泡沫崩溃后的持续萧条，另一方面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崛起的现实，助长了日国内日益保守化的社会思潮，并与其原本就存在、一直在积蓄能量的所谓“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诉求合流，日本开始呈现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焦躁感。这种心态既反映在对中、韩等周边国家的接触中(如大幅削减ODA)，也反映在联合国外交上(如持续削减联合国经费)。2005年发起的“入常”冲刺，即是其典型症状，结果遭遇了常任理事国中、美的正面阻击，并引发了中国内地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第一轮“入常”冲刺无果而终。
正因为存在包括上述阻力在内的诸多不利因素，日本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加大联合国外交力度的必要性。日本在联合国各类机构中工作的雇员人数连年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428人发展到2009年(截至2009年1月的数据)708人的规模；日本是联合国成员国中，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并数度担任主席国，这为其把自己所面临的(或认为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些吃紧的安全课题提上议事日程创造了条件。2009年4-5月，朝鲜再度发射弹道导弹，继而试水第二次核试验，时值日本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正是在日本的频密动议和敦促下，安理会一次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并以最短的时间出台了具有强烈警告意味的谴责声明及后来的第1874号制裁决议。如此高效、 到位的反应，如若不是置身安理会现场，亲自充当“麦田守望者”的角色，而是通过第三国来间接公关的话，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说，这也是日本回归“联合国中心主义”的现实动力之一。2010年底，日本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将届满。至2030年，其以非常任的形式再度“值守麦田”的可能性极低，只能寄望于安理会的改革。因此，一般来说，日本发起下一轮“入常”冲锋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然，日本的“联合国复归”，除了其自身和朝鲜的因素外，还有美国因素使然：布什下台，伊拉克战争这种无视联合国存在的“僭越”、“非法”性受到质疑和清算；奥巴马政权从政治哲学到政策，终结了单边主义的暴走，回到了多边主义的道路，由此也勾起了日本的胃口；可是因冲绳的美军基地迁移问题和日自卫队印度洋供油的叫停问题等，日美关系陷于微妙，“日美轴心”蜜月不再，鸠山首相甚至无法让奥巴马在哥本哈根大会领袖峰会期间安排一场日美单独磋商。这也为日本回归“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外交革命酿造了形势。
为联合国外交“补课”
近年来，日本也面临一个逻辑悖论：作为一个志在“人常”的负责任大国，其念兹在兹的“国际贡献”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2001年开始，日本负担的联合国会费连续7年逐年递减，已比高峰时锐减四成以上，目前仅占16.6％，且“缩水”还在继续。而碍于法律瓶颈和舆论，日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所谓“人的贡献”目前只有39人，处于世界第28位。这种状况无疑会妨碍其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客观上增大“人常”的摩擦系数。何以平衡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与现实国力的制约，始终是日本的一份沉重作业。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2009年9月，刚刚上台的鸠山首相闪亮登场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长篇演说，高调打出了日本在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减排、核裁军、和平开发及东亚共同体等方面的一揽子政策构想，不失时机地切入普世性课题，释放出强烈的复归“联合国中心主义”的信号。
与对美追随的自民党相比，民主党的政治哲学中原本就有尊重联合国、重视亚洲的成分，而在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性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尤其在美国衰落、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日民主党政权的“联合国复归”姿态，应该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Pose，而是背后有深刻的现实动力驱动的、一种“形势比人强”、水到渠成的外交思维转型。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应做好心理准备，欢迎和应对日本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