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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宗教中的有识之士正试图依靠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实力，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在经历了复苏與摸索阶段之后，慈善与公益已成为今日中国宗教界主动参与社会，努力谋求自身发展空间最重要的手段。
“现在佛教给人的感觉就是烧烧拜拜的宗教，烧香、拜佛、许愿。”2009年12月22日中午，天津荐福观音寺主持妙贤站在她一手恢复的寺院内以出家人常见的平静语气缓缓说道，“佛教停留在这个阶段是很不够的，3000年历史，慈善是佛教非常重要的内涵和亮点，我们要将它发扬光大。”这位身兼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理事长的比丘尼刚刚获得天津红十字会等机构联合评选的“天津慈善之星”称号。自1996年以来，生于1972年的妙贤法师已陆续向社会捐赠了500余万元钱物。
“在中国国情下，宗教做什么，怎么做，社会才能接受?政府才能认可?大众才能满意?”12月19日，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士江神父这样反问记者。此前一天，进德公益在石家庄组织了一场圣诞晚会，为100名孤残儿童筹集了30万元生活及医疗费用。作为中国天主教最早注册的一家公益组织，这是进德公益第五次在圣诞节前组织公益晚会募款，他们的专业化服务也早已涉及救灾、助学、防艾、安老及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张士江说：“宗教在中国还很敏感，不如淡化宗教色彩，多做公益，社会受益的同时，自己也在慢慢发展。”
妙贤法师和张士江神父关于慈善与公益的思考和行动，代表了中国五大宗教越来越清晰的发展方向。在历时半年的调查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众中，慈善和公益的理念都在凸显。五大宗教的有识之士正试图依靠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实力，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在经历了复苏与摸索阶段之后，慈善与公益已成为今日中国宗教界主动参与社会，努力谋求自身发展空间最重要的手段。
组织化冲动
“重灾区北川现在仅存的两个专业心理援助机构，其中一个就是进德公益。至今我们还有12位修女服务在北川县的3个学校和1个居民安置点。另一个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在北川设立了3个工作站。我们两家还常有合作。”张士江神父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进德公益立刻从海外筹集7000多顶帐篷交付灾区，自此将救援与重建工作—直持续到了现在。目前，进德公益是5·12震后至今还留在重灾区一线的NGO中，唯一一个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机构。
进德公益成立于1997年5月。那年刚从菲律宾攻读神学硕士学位归国的张士江发现，公益理念在国内还未普及，而自己所在的天主教内部报纸《信德报》又不断接到求援信件和捐赠钱物，遂决定创办一个组织专业开展公益事业。一开始，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教内老主教都认为这个年轻神父是在瞎折腾。“你弄这个干嘛?好好办你的报纸吧，天主教本来就敏感，你还成立什么新机构?”
也是那年9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伟大的世界天主教慈善工作者特雷莎嬷嬷在印度去世。在报道其美好见证之时，嬷嬷的事迹极大鼓舞了张士江。3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他们正式“震了出来”。1998年1月，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尚义等县发生6.2级地震，正值寒冬，数万人无处栖身。“当时我们迅速在国内筹集了80万捐款以及物资，从海外引进了180万善款。做完之后，领导们觉得，哦，原来你们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刚成立时他们犹豫说，你成立这个干嘛，不了解，现在放心了，说批准你!”
慈善和公益理念所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怀，虽然方式不同，却是五大宗教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信众而言，从事慈善与公益事业是实践信仰的重要方式，个体化的善举从未断绝，然而现代社会里，只有提高公益和慈善事业的组织化程度，方能使其更具社会效力。因此，像张士江这样，近年来五大宗教年轻一辈的神职人员在实践公益慈善时，不约而同将加强组织化当作方向。
“以前各省都有慈善会、功德会，后来因为邪教出现，社团管理加大力度，寺庙成立慈善组织就必须是基金会。”妙贤法师担任理事长的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1月，注册资金400万，理事会的成员囊括了社会各界人士，现在基金会有入会会员6000多人。妙贤认为，讲求大慈大悲的佛教一直有慈善的传统，各个寺庙一直在做，但成立基金会更有利于募款及公益事业的规范化。
2009年8月，记者在西宁采访了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副会长，西宁南关清真寺教长金镖阿訇。基于西北穆斯林地区经济较不发达、教育医疗水平较低的现状，这家于2004年通过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主要工作集中在助学，扶贫和医疗三个面向，救助会的主事者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虔诚穆斯林。金镖阿訇同时还担任青海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一职。
生于1966年的金镖阿訇说，伊斯兰教注重慈善和公益，这在《古兰经》中可以找到依据，虽然西北穆斯林地区经济水平不高，但穆斯林个体的捐赠和帮扶—直在持续，现在需要做的是更有组织，“应该把这些涓涓细流汇集成大江大河，这方面我们要向其他宗教学习组织运作模式，特别是基督教。”
在中国国情下，宗教的敏感性致使宗教界在从事慈善与公益事业时，必须小心翼翼寻找与政治和社会的平衡点，然而，当基于宗教和信仰而展开的公益行为一旦需要加强组织化程度，释放更大社会效力时，便随之“敏感”起来。
爱心竞赛
“现代社会里一个宗教要有影响力，要进入医疗、教育等专业领域服务，组织性必须强。”宗教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博士说，“现实是，加强组织化程度，逐步建立宗教慈善团体自己的社会网络，一些基层政府会觉得敏感。虽然宗教界想了很多形式来突破政策约束介入慈善领域，但确实存在瓶颈。现在宗教界成立基金会，就比较困难。”
这样的背景下，宗教界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化尝试，目前还处在艰难摸索的阶段，舆论关注很少。然而，近年来，每逢灾难宗教界所显示出来的巨大捐赠能力却又常常令社会吃惊。公众又转而疑惑，宗教界为什么那么“富有”，巨额善款从何而来?
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内，实力最为雄厚的佛教界捐款便高达2亿元，基督教和天主教系统也都超过1亿元，各地伊斯兰教和道教团体也有巨额财物捐赠。经学者统计并对媒体披露，最终总数1000亿的地震捐款中有115亿是由基督徒所捐(包括家庭教会的捐助)。
事实是，“文革”之后在相对开放的宗教政策指引下，中国五大宗教在过去30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官方认可的宗教信徒数字是1亿多，但学界普遍认为，实际数字已达3亿左右，宗教教职人员约36 万人，宗教活动场所约13万处。
当五大宗教的人才储备和经济基础得到恢复巩固之后，更需要发展空间，而当它在釋放自己的力量时，需要一个有效的渠道。“宗教要在中国健康发展，最重要的走向就是慈善和公益。”魏德东对记者说。他认为，中国宗教要密切参与社会，慈善是最能被政府和社会所接受的领域。
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被宗教界认为开创了中国宗教发展的新局面。2006年以来，胡锦涛也多次强调，“鼓励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支持他们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多作贡献。”其中关于“服务社会”的内容，被宗教界视为介入社会积极开展慈善公益事业的主要政策指导。
“但是，难道宗教的公益事业捐点钱就算完了吗?”宗教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向平的观点代表了宗教学界的忧思。他说：“宗教慈善现在主要还是灾难经济，社会没有突发性困难，宗教就不发生功能。哪里有灾了，就想到要宗教捐款了。没灾的时候要想大家提到宗教，目前的社会舆论来说，也不太可能。”
自2007年以来，魏德东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连续3年召开了3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与五大宗教的慈善团体有充分接触。他也认为，目前一些宗教管理水平不高的基层政府官员希望宗教团体做的慈善事业，就是捐款捐物。
李向平说：“宗教团体的捐款，学界有个说法，叫博爱竞赛或者爱心竞赛。上海宗教界有4000万了，那北京呢?各大宗教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是上面派指标的。”他认为，在捐赠过程中一般不存在利益互惠，但最后的结果可能利益互惠，出现宗教界和行政力量的利益交换。魏德东便曾遇到这样的个案，“安徽某地一个僧人跟我说，市里选佛协会长，他捐了400万元做公益没选上，一打听，原来竞争对手捐了600万元。”
在捐款捐物之外，如何形成持续性、组织化、专业化的服务形式，是摆在中国宗教慈善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方面是慈善事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另—方面必须考虑来自政府的担忧和疑虑。因此低调、务实、去宗教化、去政治化，以行动获得认可，像进德公益那样的起步方式，普遍存在于中国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中。
而妙贤法师这样向记者解释佛教慈善与政府加强管理之间的关系：“顺从统治者也是佛教教义之一，不傍国主，不漏国税，不做国贼，这些都是佛教的教义。”
公共性空间
除了因宗教本身的敏感性带来的限制之外，宗教慈善团体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与各大宗教的历史传统和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有密切关系。
魏德东介绍说，佛教和道教作为汉族人口中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信仰形式的组织化程度一直很低，传统上其慈善和公益主要还是个体性的“施舍”。而据广东道教协会副会长、新会紫云观刘嗣传道长向记者介绍说，目前道教界的慈善和公益事业还没有组织化的力量出现。
与此对应，基督教和天主教早已在西方发展出一套非常严密的慈善理念和公益组织系统。而伊斯兰教，据金镖阿訇介绍，在埃及等伊斯兰国家，宗教性的慈善公益也拥有丰富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经验。如果说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公益组织开展活动，可以直接取法他山之石，那么佛教和道教，则需要突破自身的理念局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魏德东认为，“通过公益事业，可以矫正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轨迹，使其更加健康和有活力。”他说，在台湾，如慈济基金会那样的佛教公益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很大，重要原因在于台湾佛教界一直秉持“人间佛教”的发展理念。“人间佛教指的是什么?人间佛教就是以佛教的思想为社会服务。”魏德东认为，大陆佛教界虽然也在提倡，但进展并不大，那么在推动宗教慈善、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同时，能否促进佛教界的整体发展?
宗教公益事业加强组织化，对提高宗教内部透明度亦有帮助。目前信徒的捐赠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另外则是公益慈善。然而善款管理的不透明，使得信徒本身对宗教团体产生不信任，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腐败现象。妙贤说：“这类现象在佛教界也存在，但不是很普遍。腐败存在于社会上，这也使得寺院的负责人有可能触类旁通，我们看着也很痛心。我们也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特别是在慈善这面大旗下’步入正轨，一心向善。”
除了组织化之外，宗教公益的专业性同样重要。“进德公益讲的专业性是指，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宗教、不分肤色、不分区域，不附加任何政治和宗教条件。制度上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工作本身的操作还是专业的。”张士江神父说。
虽然五大宗教的慈善团体在选择服务对象时，首先会考虑自己的教友群体，但类似进德公益这样的行动纲领，在宗教公益组织中越来越成为服务的基本准则。进德公益曾经资助过100多位回族学生求学，而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也曾给予蒙古族、藏族学生以资助。
“如果你强调宗教色彩，社会不能接受不会认可你，根本没办法做事情。如果淡化宗教色彩，突出公益理念，大伙儿就少些压力，才会有空间。”张士江神父说。
附文
这些NGO们
目前并没有官方数字证实中国究竟存在多少家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据民政部公布的《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宗教类社会团体3979个，另有宗教类民办非企业单位281个。这只是通过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机构数量，基金会并不包括在内。除此以外，还存在为数不少的通过各级宗教管理部门批准或默许，但尚未通过民政部门注册的宗教类公益社团。
唯一比较准确的数字来源于天主教。经天主教研究机构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末，天主教系统，内共开办有422个慈善公益文化组织，其中220多所诊所，81家养老院、44所幼儿园、22家残婴院或康复中心和35个区域性或教区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其中河北进德公益、辽宁盛京仁爱、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规模较大，专业性较强。
1994年12月，大陆第一家佛教慈善组织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截至2006年6月，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各级佛教慈善团体有60多家，其中省级机构10余家，地市县级机构有40余家。除南普陀外，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等影响较大。
伊斯兰教背景的慈善公益组织近10年内也有增长。基于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发展现状，教育和扶贫是目前伊斯兰教背景公益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方向。青海西宁回族撒拉族救助会、甘肃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甘肃兰州兴邦文化服务中心等机构规模较大。
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社会服务与发展机构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由时任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的丁光训主教创办。爱德基金会是目前中国宗教背景公益机构中规模最大，专业程度最高的组织，较有影响力的基督教背景公益组织还包括基肾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此外全国基督教两会也设有社会服务部，服务项目计45项，包括建立教会医院、举办老人院、建立艾滋孤儿救助基金等。家庭教会系统目前尚无权威统计资料。
五大宗教中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目前力量最为薄弱，其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仍以道教人士和信众个体行善为主。
宁 二
“现在佛教给人的感觉就是烧烧拜拜的宗教，烧香、拜佛、许愿。”2009年12月22日中午，天津荐福观音寺主持妙贤站在她一手恢复的寺院内以出家人常见的平静语气缓缓说道，“佛教停留在这个阶段是很不够的，3000年历史，慈善是佛教非常重要的内涵和亮点，我们要将它发扬光大。”这位身兼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理事长的比丘尼刚刚获得天津红十字会等机构联合评选的“天津慈善之星”称号。自1996年以来，生于1972年的妙贤法师已陆续向社会捐赠了500余万元钱物。
“在中国国情下，宗教做什么，怎么做，社会才能接受?政府才能认可?大众才能满意?”12月19日，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士江神父这样反问记者。此前一天，进德公益在石家庄组织了一场圣诞晚会，为100名孤残儿童筹集了30万元生活及医疗费用。作为中国天主教最早注册的一家公益组织，这是进德公益第五次在圣诞节前组织公益晚会募款，他们的专业化服务也早已涉及救灾、助学、防艾、安老及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张士江说：“宗教在中国还很敏感，不如淡化宗教色彩，多做公益，社会受益的同时，自己也在慢慢发展。”
妙贤法师和张士江神父关于慈善与公益的思考和行动，代表了中国五大宗教越来越清晰的发展方向。在历时半年的调查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众中，慈善和公益的理念都在凸显。五大宗教的有识之士正试图依靠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实力，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在经历了复苏与摸索阶段之后，慈善与公益已成为今日中国宗教界主动参与社会，努力谋求自身发展空间最重要的手段。
组织化冲动
“重灾区北川现在仅存的两个专业心理援助机构，其中一个就是进德公益。至今我们还有12位修女服务在北川县的3个学校和1个居民安置点。另一个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在北川设立了3个工作站。我们两家还常有合作。”张士江神父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进德公益立刻从海外筹集7000多顶帐篷交付灾区，自此将救援与重建工作—直持续到了现在。目前，进德公益是5·12震后至今还留在重灾区一线的NGO中，唯一一个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机构。
进德公益成立于1997年5月。那年刚从菲律宾攻读神学硕士学位归国的张士江发现，公益理念在国内还未普及，而自己所在的天主教内部报纸《信德报》又不断接到求援信件和捐赠钱物，遂决定创办一个组织专业开展公益事业。一开始，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教内老主教都认为这个年轻神父是在瞎折腾。“你弄这个干嘛?好好办你的报纸吧，天主教本来就敏感，你还成立什么新机构?”
也是那年9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伟大的世界天主教慈善工作者特雷莎嬷嬷在印度去世。在报道其美好见证之时，嬷嬷的事迹极大鼓舞了张士江。3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他们正式“震了出来”。1998年1月，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尚义等县发生6.2级地震，正值寒冬，数万人无处栖身。“当时我们迅速在国内筹集了80万捐款以及物资，从海外引进了180万善款。做完之后，领导们觉得，哦，原来你们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刚成立时他们犹豫说，你成立这个干嘛，不了解，现在放心了，说批准你!”
慈善和公益理念所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怀，虽然方式不同，却是五大宗教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信众而言，从事慈善与公益事业是实践信仰的重要方式，个体化的善举从未断绝，然而现代社会里，只有提高公益和慈善事业的组织化程度，方能使其更具社会效力。因此，像张士江这样，近年来五大宗教年轻一辈的神职人员在实践公益慈善时，不约而同将加强组织化当作方向。
“以前各省都有慈善会、功德会，后来因为邪教出现，社团管理加大力度，寺庙成立慈善组织就必须是基金会。”妙贤法师担任理事长的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1月，注册资金400万，理事会的成员囊括了社会各界人士，现在基金会有入会会员6000多人。妙贤认为，讲求大慈大悲的佛教一直有慈善的传统，各个寺庙一直在做，但成立基金会更有利于募款及公益事业的规范化。
2009年8月，记者在西宁采访了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副会长，西宁南关清真寺教长金镖阿訇。基于西北穆斯林地区经济较不发达、教育医疗水平较低的现状，这家于2004年通过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主要工作集中在助学，扶贫和医疗三个面向，救助会的主事者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虔诚穆斯林。金镖阿訇同时还担任青海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一职。
生于1966年的金镖阿訇说，伊斯兰教注重慈善和公益，这在《古兰经》中可以找到依据，虽然西北穆斯林地区经济水平不高，但穆斯林个体的捐赠和帮扶—直在持续，现在需要做的是更有组织，“应该把这些涓涓细流汇集成大江大河，这方面我们要向其他宗教学习组织运作模式，特别是基督教。”
在中国国情下，宗教的敏感性致使宗教界在从事慈善与公益事业时，必须小心翼翼寻找与政治和社会的平衡点，然而，当基于宗教和信仰而展开的公益行为一旦需要加强组织化程度，释放更大社会效力时，便随之“敏感”起来。
爱心竞赛
“现代社会里一个宗教要有影响力，要进入医疗、教育等专业领域服务，组织性必须强。”宗教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博士说，“现实是，加强组织化程度，逐步建立宗教慈善团体自己的社会网络，一些基层政府会觉得敏感。虽然宗教界想了很多形式来突破政策约束介入慈善领域，但确实存在瓶颈。现在宗教界成立基金会，就比较困难。”
这样的背景下，宗教界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化尝试，目前还处在艰难摸索的阶段，舆论关注很少。然而，近年来，每逢灾难宗教界所显示出来的巨大捐赠能力却又常常令社会吃惊。公众又转而疑惑，宗教界为什么那么“富有”，巨额善款从何而来?
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内，实力最为雄厚的佛教界捐款便高达2亿元，基督教和天主教系统也都超过1亿元，各地伊斯兰教和道教团体也有巨额财物捐赠。经学者统计并对媒体披露，最终总数1000亿的地震捐款中有115亿是由基督徒所捐(包括家庭教会的捐助)。
事实是，“文革”之后在相对开放的宗教政策指引下，中国五大宗教在过去30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官方认可的宗教信徒数字是1亿多，但学界普遍认为，实际数字已达3亿左右，宗教教职人员约36 万人，宗教活动场所约13万处。
当五大宗教的人才储备和经济基础得到恢复巩固之后，更需要发展空间，而当它在釋放自己的力量时，需要一个有效的渠道。“宗教要在中国健康发展，最重要的走向就是慈善和公益。”魏德东对记者说。他认为，中国宗教要密切参与社会，慈善是最能被政府和社会所接受的领域。
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被宗教界认为开创了中国宗教发展的新局面。2006年以来，胡锦涛也多次强调，“鼓励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支持他们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多作贡献。”其中关于“服务社会”的内容，被宗教界视为介入社会积极开展慈善公益事业的主要政策指导。
“但是，难道宗教的公益事业捐点钱就算完了吗?”宗教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向平的观点代表了宗教学界的忧思。他说：“宗教慈善现在主要还是灾难经济，社会没有突发性困难，宗教就不发生功能。哪里有灾了，就想到要宗教捐款了。没灾的时候要想大家提到宗教，目前的社会舆论来说，也不太可能。”
自2007年以来，魏德东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连续3年召开了3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与五大宗教的慈善团体有充分接触。他也认为，目前一些宗教管理水平不高的基层政府官员希望宗教团体做的慈善事业，就是捐款捐物。
李向平说：“宗教团体的捐款，学界有个说法，叫博爱竞赛或者爱心竞赛。上海宗教界有4000万了，那北京呢?各大宗教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是上面派指标的。”他认为，在捐赠过程中一般不存在利益互惠，但最后的结果可能利益互惠，出现宗教界和行政力量的利益交换。魏德东便曾遇到这样的个案，“安徽某地一个僧人跟我说，市里选佛协会长，他捐了400万元做公益没选上，一打听，原来竞争对手捐了600万元。”
在捐款捐物之外，如何形成持续性、组织化、专业化的服务形式，是摆在中国宗教慈善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方面是慈善事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另—方面必须考虑来自政府的担忧和疑虑。因此低调、务实、去宗教化、去政治化，以行动获得认可，像进德公益那样的起步方式，普遍存在于中国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中。
而妙贤法师这样向记者解释佛教慈善与政府加强管理之间的关系：“顺从统治者也是佛教教义之一，不傍国主，不漏国税，不做国贼，这些都是佛教的教义。”
公共性空间
除了因宗教本身的敏感性带来的限制之外，宗教慈善团体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与各大宗教的历史传统和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有密切关系。
魏德东介绍说，佛教和道教作为汉族人口中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信仰形式的组织化程度一直很低，传统上其慈善和公益主要还是个体性的“施舍”。而据广东道教协会副会长、新会紫云观刘嗣传道长向记者介绍说，目前道教界的慈善和公益事业还没有组织化的力量出现。
与此对应，基督教和天主教早已在西方发展出一套非常严密的慈善理念和公益组织系统。而伊斯兰教，据金镖阿訇介绍，在埃及等伊斯兰国家，宗教性的慈善公益也拥有丰富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经验。如果说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公益组织开展活动，可以直接取法他山之石，那么佛教和道教，则需要突破自身的理念局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魏德东认为，“通过公益事业，可以矫正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轨迹，使其更加健康和有活力。”他说，在台湾，如慈济基金会那样的佛教公益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很大，重要原因在于台湾佛教界一直秉持“人间佛教”的发展理念。“人间佛教指的是什么?人间佛教就是以佛教的思想为社会服务。”魏德东认为，大陆佛教界虽然也在提倡，但进展并不大，那么在推动宗教慈善、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同时，能否促进佛教界的整体发展?
宗教公益事业加强组织化，对提高宗教内部透明度亦有帮助。目前信徒的捐赠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另外则是公益慈善。然而善款管理的不透明，使得信徒本身对宗教团体产生不信任，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腐败现象。妙贤说：“这类现象在佛教界也存在，但不是很普遍。腐败存在于社会上，这也使得寺院的负责人有可能触类旁通，我们看着也很痛心。我们也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特别是在慈善这面大旗下’步入正轨，一心向善。”
除了组织化之外，宗教公益的专业性同样重要。“进德公益讲的专业性是指，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宗教、不分肤色、不分区域，不附加任何政治和宗教条件。制度上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工作本身的操作还是专业的。”张士江神父说。
虽然五大宗教的慈善团体在选择服务对象时，首先会考虑自己的教友群体，但类似进德公益这样的行动纲领，在宗教公益组织中越来越成为服务的基本准则。进德公益曾经资助过100多位回族学生求学，而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也曾给予蒙古族、藏族学生以资助。
“如果你强调宗教色彩，社会不能接受不会认可你，根本没办法做事情。如果淡化宗教色彩，突出公益理念，大伙儿就少些压力，才会有空间。”张士江神父说。
附文
这些NGO们
目前并没有官方数字证实中国究竟存在多少家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据民政部公布的《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宗教类社会团体3979个，另有宗教类民办非企业单位281个。这只是通过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机构数量，基金会并不包括在内。除此以外，还存在为数不少的通过各级宗教管理部门批准或默许，但尚未通过民政部门注册的宗教类公益社团。
唯一比较准确的数字来源于天主教。经天主教研究机构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末，天主教系统，内共开办有422个慈善公益文化组织，其中220多所诊所，81家养老院、44所幼儿园、22家残婴院或康复中心和35个区域性或教区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其中河北进德公益、辽宁盛京仁爱、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规模较大，专业性较强。
1994年12月，大陆第一家佛教慈善组织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截至2006年6月，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各级佛教慈善团体有60多家，其中省级机构10余家，地市县级机构有40余家。除南普陀外，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等影响较大。
伊斯兰教背景的慈善公益组织近10年内也有增长。基于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发展现状，教育和扶贫是目前伊斯兰教背景公益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方向。青海西宁回族撒拉族救助会、甘肃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甘肃兰州兴邦文化服务中心等机构规模较大。
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社会服务与发展机构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由时任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的丁光训主教创办。爱德基金会是目前中国宗教背景公益机构中规模最大，专业程度最高的组织，较有影响力的基督教背景公益组织还包括基肾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此外全国基督教两会也设有社会服务部，服务项目计45项，包括建立教会医院、举办老人院、建立艾滋孤儿救助基金等。家庭教会系统目前尚无权威统计资料。
五大宗教中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目前力量最为薄弱，其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仍以道教人士和信众个体行善为主。
宁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