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八十周年。八十年过去了，若把這次事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事变在给中华民族带来耻辱的同时，也激发起中华民族明耻思变、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日军全面侵华的炮火中真正觉醒了。
　　梁启超曾言，甲午战后中国人大梦方醒，戊戌变法因此而起。但甲午战后民族觉醒的层面主要是知识阶层及部分官僚，变法的失败及义和团的蜂起又证明这次民族觉醒的程度相当有限，没有触及社会底层与各行各业。民国初年的政局动荡和军阀混战，使中国在君主专制解体后陷于一盘散沙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共之间，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又起，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仍在延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三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国难当头，国人的抗日热情被点燃，社会各界掀起支援东北义勇军的热潮。但东北毕竟偏居一隅，再加上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国人的抗日热情和义举受到极大的限制。“七七事变”爆发后，政府与民众的态度与“九一八”时大为不同，究其原因，一是北平是元明清都城，中华民国的故都，北平被占，故都沦陷，侵略者的刺刀已逼近胸膛，除拼死一搏外别无选择；二是国民政府的对日底线已经突破，除抵抗外也别无选择。在此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各界在抵抗日本侵略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共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全国人民由一盘散沙开始拧成一股绳，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这是民族觉醒最明显的标志。血浓于水，民族的存亡超越一切，中华民族在即将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彻底觉醒了。
　　本期刊登的几篇文章均与民族觉醒的主题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七七”是怎样纪念的》一文，以抗战时期的“七七”纪念为视角，考察了抗战时期“七七”纪念的形式与内容，特别强调纪念话语中蕴含的抗战合理性、抗战有利条件、军民应尽的责任、抗战的精神领袖等内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七七事变”作为“最大的国耻日”，不断地重复纪念，其目的就是要在哀悼的气氛中，在国耻的感召下，将社会各阶层动员起来，凝聚到一起，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坚持抗战。因此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每次“七七”纪念，都是在对国人进行国耻教育，都是在唤醒民众起来共赴国难，都是对抗战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提炼。《中国政学两界所记录的“七七事变”》一文，分析了政学两界人士在“七七事变”时的复杂心态。作为社会精英，他们自然比一般百姓更关注时局，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和政府日渐强硬的态度，他们大都预感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为自己的处境更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治学环境，学者们大多选择南下，与政府一道肩负起文化抗战的使命，或坚守讲台，传承民族的文化；或以笔做枪，唤醒民众参加抗战。《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救济》一文，论述了世界红十字会、北平商会、基督教佛教及上海各慈善团体对北平难民的救济，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七七事变”后民众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反应，从中可以看出“七七事变”后民众的觉醒程度和行动力度。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民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各政党各团体各阶层在抗日这一大目标下逐渐达成一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这就使抗战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今天的中国与八十年前的中国已截然不同，我们今天纪念“七七事变”并不是要强调仇恨，而是要不忘历史，珍惜和平，总结中华民族在抗击外敌入侵中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