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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现代作家日常交往的专题。在电子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越來越简单，越来越快捷，但与此同时，我们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机会却越来越稀少。今天的人们回顾前人的作品，首先感到震惊的不是他们写作的勤苦，而是他们人际交往的深度。
——编者
【壹】
鲁迅和俞氏三姐妹的关系实在是很深的。
但俞氏三姐妹和鲁迅能够产生联系，还是因为许羡苏。
在绍兴会馆那些年，鲁迅的生活中没有异性。搬到八道湾后的第二年，绍兴小同乡许羡苏因为三先生周建人的关系走进了八道湾。这年暑假，19岁的许羡苏来北京投考北京大学，暂时住进了周家的内客房，每天和太师母鲁瑞、大师母朱安一桌吃饭。许羡苏曾回忆这段往事说：
1920年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北京大学已经招收女生，并且在学的女生也可以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我在这一年的秋天到北京，投考之前，原来也想在公寓里住上一段时间的，但不料公寓不收未入学校的女生。我没有住处，就找到周建人先生，在八道湾住了一段时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学校之后，在星期天或别的假期也常常去看老太太。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在八道湾的时候，虽然主要是和老太太、大太太一起吃饭，但许羡苏见到大先生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我怎样第一次在老太太的房间里见了鲁迅先生，当时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给了我一个很严肃的印象，不多谈，进来转一转，看见有客就出去了。因为我是建人先生的学生，不是他的客人，叫老太太作太师母是从建人先生的关系而来的。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但1921年9月2日以后，三先生周建人离开了八道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0月，许羡苏转学北高师，请鲁迅为她的担保人，10月8日的鲁迅日记有：“下午至女高师校邀许羡苏，同至高师校为作保人。”这样，鲁迅无形中成了许羡苏的监护人。
许羡苏到女高师学习后，偶然遇到了自己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俞芬，俞芬这时候正是女高师附中的中学生。许羡苏把俞芬带到了八道湾。许羡苏说：
不久发现俞芬在女高师附中上学，就时常同她一道去，因为她也是绍兴人，也是建人先生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候的学生。她能说流利的北方话，也能说道地的绍兴话，并且善于买东西，炒好吃的绍兴菜。虽然她因为死了母亲带着两个幼小的妹妹寄住在她父亲俞英崖先生的朋友家里（即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但她天真活泼，是一个喜欢交际的超龄的中学生。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俞芬生于1899年，她的两个小妹妹俞芳和俞藻，一个生于1911年，一个生于1913年。其实，1912年6月鲁迅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和俞芬的父亲俞英崖有所交往。6月13日鲁迅日记有：
晚小雨。饮于广和居，国亲为主，同席者铭伯、季巿及俞英崖。
7月22日鲁迅日记有：
晚饮于陈公猛家，为蔡孑民饯别也，此外为蔡谷青、俞英崖、王叔眉、季巿及余，肴膳皆素。
俞芬是怎么带两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妹妹住在了北京砖塔胡同61号以及父亲俞英崖的一些情况，老二俞芳回忆说：
我妈妈死后，大姐提议由她带我和三妹到北京读书，爸爸同意了。但大姐当时才二十岁，我八岁，三妹六岁，三个女孩子，带了行李，由哈尔滨到北京，爸爸不放心，就把这事和他的同事纽伯伯商议。纽伯伯是南方人，当时他也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工作，家眷却留在北京。他在北京的房子是租来的，地点就是砖塔胡同61号。纽伯伯家，除纽伯母外，只有一个女儿，也是八九岁；此外还要一个保姆。七间房子对于纽伯伯家来说是够宽裕的，所以我父亲和纽伯伯商定，乘纽伯伯回北京探亲之便，把我们带到北京。这样我们一到北京就住在砖塔胡：61号，和纽伯母她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约莫过了两年，纽伯伯在南方找到了工作，全家搬回南方，并把他家住过的北屋三间，让给王剑秋伯伯租用。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许羡苏来八道湾是投奔自己的老师三先生，但她很快成了太师母的座上宾。对此，二小姐俞芳曾经说：
太师母（鲁瑞）从绍兴到北京，熟人少，言语不通，很寂寞，遇到绍兴人，听到乡音，十分高兴。从此，太师母与俞芬、许羡苏过从甚密。
这样，考上女高师以后，每到星期天，许羡苏也还是周家的常客，许羡苏说：
以后我和俞芬无形中成了老太太和大太太的特约采购员，每到星期日去八道湾的时候，把上一星期她们二位嘱买的东西送去，临走时她们又把要买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使我和俞芬成了每周必去的访客，尽量的讲绍兴话，吃家乡菜，临走还要用口袋装走吃不完的点心。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贰】
1923年7月中旬，几十年来一直亲密无间的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突然闹翻了。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而且显得很是着急。帮他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的就是许羡苏和俞芬。就在一次普通的聊天中，老太太和许羡苏、俞芬说到了鲁迅想搬出去的事情。许羡苏回忆接下来的事情说：
1923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又去看老太太，她告诉我们：“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要找房子搬出去。”我们说，俞芬同院的纽太太刚刚接走，到东北纽先生那里去了，正有三间北房空着。不久，大先生托孙伏园转许钦文叫我到八道湾去一趟，这样我就做了他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介绍人。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实际上，对俞家三姐妹租住的院子空着三间北房的情况，鲁老太太是很清楚的。根据俞芳的回忆，在鲁迅搬到砖塔胡同61号之前，鲁老太太就曾经不止一次来这里做客。俞芳说：
记得第一次见到太师母是在一九二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那时我才十一岁。太师母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这之后，太师母还来过两次，每次都受到我和三妹发自内心的欢迎。当然，也受到大姐姐们的热情款待。 而且，有一次请太师母吃饭，饭桌就放三间空着的北屋里：
1923年春，王伯伯一家搬到青岛去了，他们住过的三间北屋，一直空着。有一次大姐姐们邀请太师母来我家吃饭，饭桌就摆在北屋里，太师母曾问起这三间房子为什么空着？大姐说：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邻居。万一邻居不好，搬进来容易，请出去就难了。因此我们在砖塔胡同有三间北屋空着，太师母是清楚的。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8月2日下午，鲁迅从八道湾11号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对于鲁迅周作人这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鲁迅在这天的日记中只记了迁居这一件事情：“二日 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砖塔胡同的9个月，是鲁迅一生中情绪和身体的低潮期。和门庭若市的八道湾相比，这里就冷清多了。除了孙伏园、宋紫佩、许钦文这几个小字辈的绍兴同乡，鲁迅家几乎没有其他的访客。过去新年的时候，八道湾总会邀请一大帮北大的教授吃饭谈天，做竟日之乐。而1924年在砖塔胡同度过的春节就只能他一个人喝闷酒了。《鲁迅日记》载，2月4日：“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6日：“夜失眠，尽酒一瓶。”除了过年，平时这种“失眠”和“饮酒特多”的时候也还有过好几次。
当然，在砖塔胡同也并不全是让人郁闷的事情。虽然身心疲惫，但俞家三个小姐给鲁迅带来了许多欢乐。尤其是老二和老三正是天真无邪的年岁，更像是让鲁迅乐而忘忧的开心果。鲁迅和她们住在一起，自然常常给他们买积木、买糖果，给她们讲故事、讲笑话，帮她们做手工、做作业，教她们做体操，做游戏。俞芳还说过一件她们和鲁迅在一起玩过的“没大没小”的事：“我的生肖是猪，三妹的生肖是牛，他就叫我们‘野猪’‘野牛’。我们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大先生的生肖是蛇）。”在三姐妹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鲁迅能够主持公道，同情幼者，这让俞芳觉得大先生是自己的“最知心的长辈”和“精神上的支柱”。当然，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在北大新潮社出版了，年底，他在北大的讲课《中国小说史略》也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肯定也让鲁迅感到欣慰，他把两本自己的新书都寄给了过去经常聚会的老朋友们。
【叁】
1924年5月25日，鲁迅搬到了离砖塔胡同不远的宫门口西三条21号新屋。与此同时，俞芳和俞藻也从原来的笃志小学转到了培根小学。在鲁迅搬家的同一天，俞家三姐妹也从砖塔胡同搬到了培根小学附近的府右街后胡同。
1924年6月8日是鲁迅搬来西三条21号新屋的第二个星期天，许羡苏、王顺亲和俞氏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一起来西三条看望大先生和他的新屋。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八日 昙。星期休息。晨母亲来。下午矛尘、钦文、伏园来。王、许、三俞小姐等五人来。夜校《嵇康集》了。”农历五月初，正是春末夏初的好时候，天气暖洋洋的，树木刚长满绿色的嫩叶。这天，鲁迅一家高兴的迎接这一大帮绍兴小同乡，鲁迅更是兴致勃勃的带领这伙儿小丫头们参观自己的新居。当时才13岁的俞芳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那天的情形，她说：
搬到新的地方，我和三妹经常想念大先生他们，也很想去看看他们的新屋，大姐总以他们要收拾东西，不要去打扰他们为由，不肯带我们去。大概是搬家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许羡苏、王顺亲两位姐姐来了，大姐才和她们带着我和三妹到大先生新屋（现在的鲁迅故居）去。
我们一行五人，刚走进院子，太师母、大先生和大师母，都迎了出来，大概是我们第一次到新屋去的缘故吧，那天他们一家人都把我们当成客人，盛情招待。大先生亲自陪着我们参观新屋。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1924年6月8日来过鲁迅家的新屋以后，这些会讲绍兴话的小姐们还是西三条21号的常客。如8月23日的鲁迅日记有：“晚俞小姐来，赠以《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一本。”9月10的鲁迅日记有：“俞芳、俞藻小姐来延为入学保证人，即为书保证书讫。”10月6日鲁迅日记有；“下午俞小姐来并送手衣一副。”但鲁迅日记对俞家小姐们来西三条的记载并不完全，因为她们来西三条，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太师母的客人。如俞芳回忆说：“1924年11月16日，是星期日，大姐带着我和三妹到大先生家去，走到西三条21号门口，一敲门，只听得潘妈（照顾太师母的保姆）大声问：‘谁呀？’她听到我们的回答声，才忙来开门笑着说：‘进去坐吧！他们都在家呢。’我们刚进门，潘妈很快地把大门闩上了。”原来，就在星期四，刚刚发生过北师大学生杨鄂生冒名杨树达骚扰鲁迅家的著名事件，所以保姆潘妈才变得开门的时候格外小心。但这天的鲁迅却日记中并没有俞家三姐妹来访的记载。再比如1926年4月鲁迅在德国医院避难期间，曾经在17日回家一下。日记中有：“十七日 晴。上午回家一省视。……夜往东安饭店。”但根据俞芳的回忆，4月16日，俞芬曾邀请太师母、大师母和许羡苏在三姐妹租住的地方暂时躲避了一晚。那天，俞芳忙中出错，先是不小心打碎了一把茶壶，接着还让一个蝎子蜇了一下。第二天，回家“省视”的鲁迅听潘妈说俞芳被蝎子蜇了，让俞芳到鲁迅家敷了药：
过了不久，潘妈又来了，说大先生听说昨晚我被蝎子蜇了，不放心，叫我们下午到西三条去一趟，给他看看。这下我高兴了，赶紧和大姐、三妹一起去。进门后，知道太师母、大师母、羡苏姐姐已到东安饭店去了，家里只有大先生和潘妈、王妈在，整座房子冷冷清清的。……大先生说着把他事前准备好的药，给我敷上，安慰我说：不要紧的，过几天红腺红退去的。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许钦文回忆那时候老太太房间里的热闹情形时也说到了俞家三姐妹：
每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老虎尾巴里总是很热闹，同时鲁迅先生母亲的房间里也总是很热闹的。他的母亲也很喜欢同青年们谈谈，尤其是同乡中的小姐。……因此，我的四妹，二房东俞家三姐妹和也称作小姐的王顺亲（她的丈夫是北大的学生），就常常一道去讲绍兴话，叽哩咕噜地到了深夜还是欢笑着讲个不停。我在老虎尾巴和别的小字辈一道听鲁迅先生的讲话。夜深以后，别人告辞，我想跟着走，总是被鲁迅先生摇着手阻止：“你还要给她们当卫兵呢！”因为从西三条胡同出宫门口，长长的一条路，高低不平，路灯灯光如豆，小姐们深夜走动，是要防意外的。……不止一次，我听到四妹的口音：“太师母，时候已经不早，我们该回去了！”可是接着起来的是阻止的话声：“你啊哥还在老大那里，他会陪你们出宫门口，到了大街上，路就好走了。绍兴话再讲两句（几句的意思）去，大家高兴高兴！”鲁迅先生听了，耸起肩胛，旋脸向我一笑，当即又旋回脸去继续做他的工作。
（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
1925年的春节转眼到了，这是鲁迅搬到西三条新居后的第一个春节。1月25日是正月初二，鲁迅家邀请了一帮小字辈的绍兴人来家里聚餐。鲁迅在这天的日记中记有：“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和前一年春节那天一个人“尽酒一瓶”相比，这算是一个热热闹闹、有滋有味的春节了。对这次“实在是使人难忘的”春节家宴，许钦文回忆说：
鲁迅先生请客，一般都在附近的菜馆里，这次在家治餐，显得格外亲切。自然以元庆为主。菜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正因此，家乡的做法，有好些还是绍兴的土产，家乡的风味，这才觉得格外可口。都是在外地漂流了多年的，春节会聚在一起，实在是使人难忘的。
（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
這次聚餐的名单和鲁迅搬到西三条后第二个星期天下午来鲁迅新家的人们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有家室的章廷谦换成了独身在外的陶元庆。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俞家姐妹来西三条鲁迅家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甚至可能还更多了一些。俞芳回忆；“一九二八年，我的大姐离开北京，我和三妹住校了。我们就把大先生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每个星期天都到西三条去，太师母总每次留我们吃中饭。”1930年以后，许羡苏也离开北京到河北大名府教书。原来由许羡苏承担的代太师母写信的任务转移到了俞芳身上。俞芳回忆说，1930年到1935年，她正在北师大读书，常常周六到西三条看望太师母，晚上不回学校，就睡在鲁迅当年的睡床上：“这期间，如果学校里没有事，我总是星期六晚上去西三条，星期天晚上回校。开始安排我住在‘老虎尾巴’，睡在鲁迅先生曾经睡过的床上。后来太师母住的那间屋子的北面接长了，她老人家就叫我睡在她的接长的后屋新搭的床上，便于谈话。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太师母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无话不谈。”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是啊，从第一次在砖塔胡同见到太师母到1935年，俞芳进出周家十三年，已经从一个11岁的小孩子长成24岁的大姑娘了。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编者
【壹】
鲁迅和俞氏三姐妹的关系实在是很深的。
但俞氏三姐妹和鲁迅能够产生联系，还是因为许羡苏。
在绍兴会馆那些年，鲁迅的生活中没有异性。搬到八道湾后的第二年，绍兴小同乡许羡苏因为三先生周建人的关系走进了八道湾。这年暑假，19岁的许羡苏来北京投考北京大学，暂时住进了周家的内客房，每天和太师母鲁瑞、大师母朱安一桌吃饭。许羡苏曾回忆这段往事说：
1920年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北京大学已经招收女生，并且在学的女生也可以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我在这一年的秋天到北京，投考之前，原来也想在公寓里住上一段时间的，但不料公寓不收未入学校的女生。我没有住处，就找到周建人先生，在八道湾住了一段时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学校之后，在星期天或别的假期也常常去看老太太。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在八道湾的时候，虽然主要是和老太太、大太太一起吃饭，但许羡苏见到大先生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我怎样第一次在老太太的房间里见了鲁迅先生，当时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给了我一个很严肃的印象，不多谈，进来转一转，看见有客就出去了。因为我是建人先生的学生，不是他的客人，叫老太太作太师母是从建人先生的关系而来的。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但1921年9月2日以后，三先生周建人离开了八道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0月，许羡苏转学北高师，请鲁迅为她的担保人，10月8日的鲁迅日记有：“下午至女高师校邀许羡苏，同至高师校为作保人。”这样，鲁迅无形中成了许羡苏的监护人。
许羡苏到女高师学习后，偶然遇到了自己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俞芬，俞芬这时候正是女高师附中的中学生。许羡苏把俞芬带到了八道湾。许羡苏说：
不久发现俞芬在女高师附中上学，就时常同她一道去，因为她也是绍兴人，也是建人先生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候的学生。她能说流利的北方话，也能说道地的绍兴话，并且善于买东西，炒好吃的绍兴菜。虽然她因为死了母亲带着两个幼小的妹妹寄住在她父亲俞英崖先生的朋友家里（即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但她天真活泼，是一个喜欢交际的超龄的中学生。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俞芬生于1899年，她的两个小妹妹俞芳和俞藻，一个生于1911年，一个生于1913年。其实，1912年6月鲁迅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和俞芬的父亲俞英崖有所交往。6月13日鲁迅日记有：
晚小雨。饮于广和居，国亲为主，同席者铭伯、季巿及俞英崖。
7月22日鲁迅日记有：
晚饮于陈公猛家，为蔡孑民饯别也，此外为蔡谷青、俞英崖、王叔眉、季巿及余，肴膳皆素。
俞芬是怎么带两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妹妹住在了北京砖塔胡同61号以及父亲俞英崖的一些情况，老二俞芳回忆说：
我妈妈死后，大姐提议由她带我和三妹到北京读书，爸爸同意了。但大姐当时才二十岁，我八岁，三妹六岁，三个女孩子，带了行李，由哈尔滨到北京，爸爸不放心，就把这事和他的同事纽伯伯商议。纽伯伯是南方人，当时他也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工作，家眷却留在北京。他在北京的房子是租来的，地点就是砖塔胡同61号。纽伯伯家，除纽伯母外，只有一个女儿，也是八九岁；此外还要一个保姆。七间房子对于纽伯伯家来说是够宽裕的，所以我父亲和纽伯伯商定，乘纽伯伯回北京探亲之便，把我们带到北京。这样我们一到北京就住在砖塔胡：61号，和纽伯母她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约莫过了两年，纽伯伯在南方找到了工作，全家搬回南方，并把他家住过的北屋三间，让给王剑秋伯伯租用。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许羡苏来八道湾是投奔自己的老师三先生，但她很快成了太师母的座上宾。对此，二小姐俞芳曾经说：
太师母（鲁瑞）从绍兴到北京，熟人少，言语不通，很寂寞，遇到绍兴人，听到乡音，十分高兴。从此，太师母与俞芬、许羡苏过从甚密。
这样，考上女高师以后，每到星期天，许羡苏也还是周家的常客，许羡苏说：
以后我和俞芬无形中成了老太太和大太太的特约采购员，每到星期日去八道湾的时候，把上一星期她们二位嘱买的东西送去，临走时她们又把要买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使我和俞芬成了每周必去的访客，尽量的讲绍兴话，吃家乡菜，临走还要用口袋装走吃不完的点心。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贰】
1923年7月中旬，几十年来一直亲密无间的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突然闹翻了。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而且显得很是着急。帮他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的就是许羡苏和俞芬。就在一次普通的聊天中，老太太和许羡苏、俞芬说到了鲁迅想搬出去的事情。许羡苏回忆接下来的事情说：
1923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又去看老太太，她告诉我们：“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要找房子搬出去。”我们说，俞芬同院的纽太太刚刚接走，到东北纽先生那里去了，正有三间北房空着。不久，大先生托孙伏园转许钦文叫我到八道湾去一趟，这样我就做了他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介绍人。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实际上，对俞家三姐妹租住的院子空着三间北房的情况，鲁老太太是很清楚的。根据俞芳的回忆，在鲁迅搬到砖塔胡同61号之前，鲁老太太就曾经不止一次来这里做客。俞芳说：
记得第一次见到太师母是在一九二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那时我才十一岁。太师母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这之后，太师母还来过两次，每次都受到我和三妹发自内心的欢迎。当然，也受到大姐姐们的热情款待。 而且，有一次请太师母吃饭，饭桌就放三间空着的北屋里：
1923年春，王伯伯一家搬到青岛去了，他们住过的三间北屋，一直空着。有一次大姐姐们邀请太师母来我家吃饭，饭桌就摆在北屋里，太师母曾问起这三间房子为什么空着？大姐说：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邻居。万一邻居不好，搬进来容易，请出去就难了。因此我们在砖塔胡同有三间北屋空着，太师母是清楚的。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8月2日下午，鲁迅从八道湾11号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对于鲁迅周作人这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鲁迅在这天的日记中只记了迁居这一件事情：“二日 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砖塔胡同的9个月，是鲁迅一生中情绪和身体的低潮期。和门庭若市的八道湾相比，这里就冷清多了。除了孙伏园、宋紫佩、许钦文这几个小字辈的绍兴同乡，鲁迅家几乎没有其他的访客。过去新年的时候，八道湾总会邀请一大帮北大的教授吃饭谈天，做竟日之乐。而1924年在砖塔胡同度过的春节就只能他一个人喝闷酒了。《鲁迅日记》载，2月4日：“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6日：“夜失眠，尽酒一瓶。”除了过年，平时这种“失眠”和“饮酒特多”的时候也还有过好几次。
当然，在砖塔胡同也并不全是让人郁闷的事情。虽然身心疲惫，但俞家三个小姐给鲁迅带来了许多欢乐。尤其是老二和老三正是天真无邪的年岁，更像是让鲁迅乐而忘忧的开心果。鲁迅和她们住在一起，自然常常给他们买积木、买糖果，给她们讲故事、讲笑话，帮她们做手工、做作业，教她们做体操，做游戏。俞芳还说过一件她们和鲁迅在一起玩过的“没大没小”的事：“我的生肖是猪，三妹的生肖是牛，他就叫我们‘野猪’‘野牛’。我们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大先生的生肖是蛇）。”在三姐妹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鲁迅能够主持公道，同情幼者，这让俞芳觉得大先生是自己的“最知心的长辈”和“精神上的支柱”。当然，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在北大新潮社出版了，年底，他在北大的讲课《中国小说史略》也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肯定也让鲁迅感到欣慰，他把两本自己的新书都寄给了过去经常聚会的老朋友们。
【叁】
1924年5月25日，鲁迅搬到了离砖塔胡同不远的宫门口西三条21号新屋。与此同时，俞芳和俞藻也从原来的笃志小学转到了培根小学。在鲁迅搬家的同一天，俞家三姐妹也从砖塔胡同搬到了培根小学附近的府右街后胡同。
1924年6月8日是鲁迅搬来西三条21号新屋的第二个星期天，许羡苏、王顺亲和俞氏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一起来西三条看望大先生和他的新屋。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八日 昙。星期休息。晨母亲来。下午矛尘、钦文、伏园来。王、许、三俞小姐等五人来。夜校《嵇康集》了。”农历五月初，正是春末夏初的好时候，天气暖洋洋的，树木刚长满绿色的嫩叶。这天，鲁迅一家高兴的迎接这一大帮绍兴小同乡，鲁迅更是兴致勃勃的带领这伙儿小丫头们参观自己的新居。当时才13岁的俞芳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那天的情形，她说：
搬到新的地方，我和三妹经常想念大先生他们，也很想去看看他们的新屋，大姐总以他们要收拾东西，不要去打扰他们为由，不肯带我们去。大概是搬家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许羡苏、王顺亲两位姐姐来了，大姐才和她们带着我和三妹到大先生新屋（现在的鲁迅故居）去。
我们一行五人，刚走进院子，太师母、大先生和大师母，都迎了出来，大概是我们第一次到新屋去的缘故吧，那天他们一家人都把我们当成客人，盛情招待。大先生亲自陪着我们参观新屋。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1924年6月8日来过鲁迅家的新屋以后，这些会讲绍兴话的小姐们还是西三条21号的常客。如8月23日的鲁迅日记有：“晚俞小姐来，赠以《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一本。”9月10的鲁迅日记有：“俞芳、俞藻小姐来延为入学保证人，即为书保证书讫。”10月6日鲁迅日记有；“下午俞小姐来并送手衣一副。”但鲁迅日记对俞家小姐们来西三条的记载并不完全，因为她们来西三条，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太师母的客人。如俞芳回忆说：“1924年11月16日，是星期日，大姐带着我和三妹到大先生家去，走到西三条21号门口，一敲门，只听得潘妈（照顾太师母的保姆）大声问：‘谁呀？’她听到我们的回答声，才忙来开门笑着说：‘进去坐吧！他们都在家呢。’我们刚进门，潘妈很快地把大门闩上了。”原来，就在星期四，刚刚发生过北师大学生杨鄂生冒名杨树达骚扰鲁迅家的著名事件，所以保姆潘妈才变得开门的时候格外小心。但这天的鲁迅却日记中并没有俞家三姐妹来访的记载。再比如1926年4月鲁迅在德国医院避难期间，曾经在17日回家一下。日记中有：“十七日 晴。上午回家一省视。……夜往东安饭店。”但根据俞芳的回忆，4月16日，俞芬曾邀请太师母、大师母和许羡苏在三姐妹租住的地方暂时躲避了一晚。那天，俞芳忙中出错，先是不小心打碎了一把茶壶，接着还让一个蝎子蜇了一下。第二天，回家“省视”的鲁迅听潘妈说俞芳被蝎子蜇了，让俞芳到鲁迅家敷了药：
过了不久，潘妈又来了，说大先生听说昨晚我被蝎子蜇了，不放心，叫我们下午到西三条去一趟，给他看看。这下我高兴了，赶紧和大姐、三妹一起去。进门后，知道太师母、大师母、羡苏姐姐已到东安饭店去了，家里只有大先生和潘妈、王妈在，整座房子冷冷清清的。……大先生说着把他事前准备好的药，给我敷上，安慰我说：不要紧的，过几天红腺红退去的。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许钦文回忆那时候老太太房间里的热闹情形时也说到了俞家三姐妹：
每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老虎尾巴里总是很热闹，同时鲁迅先生母亲的房间里也总是很热闹的。他的母亲也很喜欢同青年们谈谈，尤其是同乡中的小姐。……因此，我的四妹，二房东俞家三姐妹和也称作小姐的王顺亲（她的丈夫是北大的学生），就常常一道去讲绍兴话，叽哩咕噜地到了深夜还是欢笑着讲个不停。我在老虎尾巴和别的小字辈一道听鲁迅先生的讲话。夜深以后，别人告辞，我想跟着走，总是被鲁迅先生摇着手阻止：“你还要给她们当卫兵呢！”因为从西三条胡同出宫门口，长长的一条路，高低不平，路灯灯光如豆，小姐们深夜走动，是要防意外的。……不止一次，我听到四妹的口音：“太师母，时候已经不早，我们该回去了！”可是接着起来的是阻止的话声：“你啊哥还在老大那里，他会陪你们出宫门口，到了大街上，路就好走了。绍兴话再讲两句（几句的意思）去，大家高兴高兴！”鲁迅先生听了，耸起肩胛，旋脸向我一笑，当即又旋回脸去继续做他的工作。
（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
1925年的春节转眼到了，这是鲁迅搬到西三条新居后的第一个春节。1月25日是正月初二，鲁迅家邀请了一帮小字辈的绍兴人来家里聚餐。鲁迅在这天的日记中记有：“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和前一年春节那天一个人“尽酒一瓶”相比，这算是一个热热闹闹、有滋有味的春节了。对这次“实在是使人难忘的”春节家宴，许钦文回忆说：
鲁迅先生请客，一般都在附近的菜馆里，这次在家治餐，显得格外亲切。自然以元庆为主。菜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正因此，家乡的做法，有好些还是绍兴的土产，家乡的风味，这才觉得格外可口。都是在外地漂流了多年的，春节会聚在一起，实在是使人难忘的。
（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
這次聚餐的名单和鲁迅搬到西三条后第二个星期天下午来鲁迅新家的人们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有家室的章廷谦换成了独身在外的陶元庆。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俞家姐妹来西三条鲁迅家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甚至可能还更多了一些。俞芳回忆；“一九二八年，我的大姐离开北京，我和三妹住校了。我们就把大先生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每个星期天都到西三条去，太师母总每次留我们吃中饭。”1930年以后，许羡苏也离开北京到河北大名府教书。原来由许羡苏承担的代太师母写信的任务转移到了俞芳身上。俞芳回忆说，1930年到1935年，她正在北师大读书，常常周六到西三条看望太师母，晚上不回学校，就睡在鲁迅当年的睡床上：“这期间，如果学校里没有事，我总是星期六晚上去西三条，星期天晚上回校。开始安排我住在‘老虎尾巴’，睡在鲁迅先生曾经睡过的床上。后来太师母住的那间屋子的北面接长了，她老人家就叫我睡在她的接长的后屋新搭的床上，便于谈话。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太师母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无话不谈。”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是啊，从第一次在砖塔胡同见到太师母到1935年，俞芳进出周家十三年，已经从一个11岁的小孩子长成24岁的大姑娘了。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