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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底的美国，一名将军，一位律师，一位飞机制造商走到一起，谋划成立一个新机构。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让美国在二战之后继续保持领先？
他们希望找到一种聚拢人心的体制，将国内精英汇聚到其可以自由发挥潜能的地方，从而研发出新武器、生产理论知识、研究发展问题，最终成为政府的智囊团。
为此他们将此计划称为“研究和发展项目”，并取英文的首字母，将其命名为“兰德”。其后在美苏争雄的半个世纪中，兰德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先前的设想。
时至今日，全球威胁不再是热核战争，而是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整个国际经济都可能表现出低增长、高波动、投资风险大而回报低的状态。
在国际关系上，东海和南海问题，将伴随中国崛起成为持续的焦点。而经济上，遭遇困难的发达经济体为了本国的“出口倍增”，对他国的贸易调查、汇率指控将成为常态。
崛起需要战略机遇期，但换个角度看，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的挑战需要创新研究才能系统应对。当今中国已超越“点子大王”、“个体户经济学家”的时代，只有靠社会科学的研究、人才梯队的跟进和立足长远的规划，才能建立治国理政思想的系统化生产线。
赶超的努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起草，各方都在积极献计献策。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透露说，社科院在其中的贡献是系统化的。
作为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国家队”的掌门人，他的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现代社会，智囊们不再是单打独斗发挥作用了。兰德公司这根红线，就可以串起至少2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要理解他们对社会如何发挥作用，就必须理解“智囊”层面之上的“智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其排名中，中国社科院从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亚洲第一。
公允地说，与欧美日智库传统上以民间第三方形式运作的模式相比，在诸如人员配置、发表报告数量、经费项目等方面，社科院在评分上享有一定的体制红利。但这也恰恰反映出中国特色智库的典型特征。
因为其最初的组建模式，就包含着新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雄心：在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从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到1955年举全国之力筹建中科院哲学社会 基本问题研究”询求答案。逻辑学家金岳霖、历史学家范文澜、顾颉刚、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吕叔湘、文学家钱钟书、宗教学家任继愈等等，一时间大师云集。
但时至今日，与自然科学创新上的推进相比，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仍为短板。改革开放伊始，最尖锐的批评是“哲学衰弱，经济学混乱，法学幼稚”。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经济治理的建构中，我们不能再跟随别人的音乐跳舞了；要解决国内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需要有信心基于中国的实践做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这样袒露今后的抱负。
其实高层一直在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体制。2005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汇报，胡锦涛总书记要求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中共十七大，则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制度规划，是在1997年中共的十五大过后，科教兴国的战略落实为两项重要的国家项目。一是自然科学发展的“973”计划，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寻求突破；二是发展教育的“985”工程，国家重点支持部分高校率先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
“能不能规划一个和科技创新平级的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并将其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2010年底开始，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带队接洽发改委等部门，沟通商讨将其变成国家战略的可能性。涉及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科研课题管理的体制性改革，也是财政部、审计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
这样，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战略愿景，一步步被推动落实。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首次被列入纲要，并与2011年5月正式出台。5个月之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将其进一步细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
先行先试的“特区”
如何从战略规划落实为行动？1945年，第一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布什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在5年后落实为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制度。而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为空军所做的报告《走向新地平线》，则落实为兰德公司这种不同于大学和政府部门的新型科研机构。
今天的中国也到了这个节点。去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議，是近年来第一次重点提及社会科学研究创新。随后由中办、国办发文将其分解，并选定了社科院和教育部两家单位牵头试点。现在还不为外人熟悉的社科院“创新工程”，会不会成为创新的“小岗村”？
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马援博士是不多的人之一，他是中国社科院的纪委副书记。第一线的监察工作促使他不断思考：中国产出思想的流水线，到底梗阻在哪里？
其实社会科学研究中，“钱不是最关键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像工业生产一样，通过简单地增加投入就可以提高产出乃至质量的。”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副所长何帆，这样理解“创新工程”的挑战。“关键是激励机制。”
兰德组建之初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商人想要赚钱，科学家想要做学术研究，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军队等体制内机构的种种限制和低廉收入。上世纪90年代，则是社科院最困难的时期：基础类科研环境竞争不过大学，经济金融政策等应用性研究领域，报酬又不及市场化机构，大量人才开始流失。
而现在，在科研支出管理规则上，实体性的采购比较容易批准，但要把钱花在“人”的身上，给予研究人员足额的“智力报酬”却比较难实施。按照马援的看法，理想的机制设计应该更像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而不能是记工分式的计件考核。短期的应急式的委托课题，可能挤占涉及长远的战略研究。而以研究室、研究所为单位进行条块分割和层级管理，不利于跨学科的创新。 社科院试行的“人才计划”改革，可以概括为“双轨制”和“增量改革”。为了帮助顶尖学者从短期的考核中解脱出来，激励其去持续钻研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社科院实行的“长城学者”计划五年一签，给与其最高等级的资助。为了解除中青年骨干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以“基础学者”计划予以补贴。而为了能从顶尖高校吸引人才，还制定了两到三年的访问学者计划，给予高于市场价报酬的“协议工资”。在逐步摸索的过程中稳妥并轨，最终为探索解决论资排辈、能进不能出的痼疾，乃至今后的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积累经验。
中国式智库蓝图
“每个人什么东西都能写……甚至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东西，而且声称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这是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后崛起时期的观察，也如同在批评今日中国突然涌现的各路“经济学家”。
对于社科院的智库建设，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明确将其定位为“在学术殿堂与政策研究室之间”。“殿堂”里从事的是纯理论的学术研究，可能要坐上数十年的冷板凳，追求的是“人类心智的荣耀”。“政策研究室”则具体制定处理各种问题的规定、办法和实施细节。智库在其间的功能，是上接理论下接地气，是一种“社会工程”：应用理论设计蓝图，但“追求的应该是决策影响和同行评价，而不是单纯的媒体曝光率”。
“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李扬指出，像兰德这样的新型研究模式，“是在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其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影响。”
所以在社会科学创新的方向上，李扬同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看法，需要将日常谈论的“经济”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大多数学术研究属于“经济科学”，是对经济主体行为的理论和经验概括；“经济管理”则是在这些框架内的实际操作，比如企业的治理或政府的监管。而智库的角色是两者之间的“经济工程”，运用理论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框架分析，例如设计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
现在，经历了组建时的辉煌和90年代的困难，李扬认为社科院在逐渐明确自己的定位：“社科院总共有40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经济学研究者就有600多人，八个专业的经济研究所涵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这样的研究团队、覆盖面、专业化和连续性，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和市场化机构不可比拟的。”
推开社科院大楼1543办公室，这里是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几张办公桌拼成的工作台，为的是方便学者围桌而坐面对面进行讨论。70后研究员张斌已经是研究室的主任，每周一、周四定期的研究讨论会上，有北大和南开的博士生专程赶过来参加。在研究诸如“人民币国际化”这样跨专业的课题时，其他研究所和小组的专业人员都可以无障碍地参与。
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张宇燕，将这种模式称为“没有墙的研究室”，在此基础上，正在筹划成立能源经济学研究室和全球治理研究室。没有围墙还体现在国际化方面：200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月里，世经政所研究员何帆几乎每天要和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争论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布兰查德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理论框架；而何帆则负责诊断其哪些假设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以及如何调整。以这种模式，社科院邀请到十几位国际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进行诊断式研究，其成果结集后报送决策层。摘要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平稳的人民币升值”三只抓手的政策建议，为高层采纳，变成了后来的国家政策。
现在社科院的研究布局中，20国集团中每个成员都有专业的研究员负责跟踪，对全球智库的研究成果都有评估监测；而在“走出去”的战略上，其正在启动直接向国际一流智库派驻研究员的计划，“预计明年便可向布鲁金斯学会等几家排名前10位的智库，输送第一批能够在国际交流中直接对话、有研究实力和影响力的中青年骨干。”
建构时代精神
社会的需求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到了1965年，兰德公司的新增课题逐渐来源于社会科学部门。从运筹学的“理”到“系统分析”的“文”，研究的风向最能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变化。按我们的说法，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的过程。
兰德最初的研究重点是数学和物理，研究方法中包括源于二战的运筹学，旨在改进武器和战术的功效，关注在约束条件下求解最优化问题，这是典型的欧洲式思维：“摸着石头过河”，适应已有环境，然后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力而为。
而后其关注转向了经济学和社会政策，发展出的“系统分析”体现出不同的自信：不畏现实条件的束缚，先关注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如果目前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包括体制、政策以及其他任何因素，要創造出这些条件的难度有多大，成本如何最小化，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同样，李扬正在统筹一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课题，这是一个高级别的研究，涉及十几个部委。在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G20等重要谈判的研究反思中，他对欧美的谈判能力感触颇深。媒体舆论上往往感觉对方“早有预谋”，但背后的差距就在于智库的智力支持，“经济上我们理应自信，但思想和响应能力上，还远远不够。”
如何客观评估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而不是跟着海外“唱好”或“唱衰”的论调走？如何通过基于数据的资产负债表测算，评估经济波动并进行宏观调控？李扬主持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专项研究，旨在为国家发展中的风险储备预案：以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为抓手，降低对外资产中货币错配的风险；以重塑央地财政关系并创新城市化融资机制为基础，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推动银行间接融资向股权直接融资改变为核心，缓解企业资本错配风险；以深化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改变资本和劳动关系为突破口，才能真正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这背后的数据支持，来自社科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其“中国社科智讯”瞄准的是国际财经数据库巨头彭博。而社科院更是将先前的财贸所整体转制为“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关注的是为了实现中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有怎样的公共财政体制相配套？ 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究竟卡在哪里？高培勇的中长期规划，希望以财政收入和支出改革入手破局。“在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体系下，当地政府和户籍居民看不到非户籍居民对公共服务和政府收入的直接贡献。”在这样的“感知扭曲”下，相应的城镇化不是包容性的：类似北京籍与非京籍家长就异地高考在北京市教委前的冲突，今后会不断涌现。而“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发展对个人征缴的财产税等直接税”，让对城市化做出贡献的群体能够理直气壮地主张权利，才是真正有力的改革动力。
“创新工程”通过类似这样的课题规划，社科院试图为“顶层设计”储备思想和思想者。纳入跨年度、跨院所的重大战略性课题，还包括“国际金融、货币、贸易体系改革与发展趋势”、“海疆问题和海洋战略”、“国际能源新格局及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数十项。中国的学者有责任为国家提供远见，哪怕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
看不见的较量
智库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参与构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石。在对朝鲜战争的预测，发展人造卫星的建议和互联网的发明之外，兰德公司真正巨大的影响，是那些潜移默化变成民众日常话语的思想。
直到二战末期，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仍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正处在历史没落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发问：“资本主义还能继续生存吗？不，我认为他生存不下去了。”而美国崛起中的智库，并没有直接改变核导弹数量的对比，却左右着东西方的话语权优势。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兰德，杰拉德·德布鲁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给出了严谨的数理经济学描述。作为核武器分析和越南战争研究项目的成员，托马斯·谢林研究国际关系中《冲突的战略》。而肯尼思·阿罗参与了对苏联的集体决策模型的研究，建构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动摇了多项传统社会理论，俨然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支柱。
他们都于其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兰德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的看法，并为“个人理性”的价值观寻找理论基础。
其间并不缺乏竞争者，“苏联、日本、德国的发展模式和集体理性，都曾对其提出挑战”，李扬梳理了20世纪的历史，指出在这根时间轴上，思想流变的坐标往往是以智库来标记的。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在理论上能够做出足够有创新性的贡献，解决中国下一步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有所贡献吗？
一个是中国特色的智库平台：社科院下辖36个研究所、120个重点学科，5个出版社，近100种期刊和100多个学术社团。一个是国家级的试点探索：“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寄托着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国际话语权，赶超发达国家的期待。如果这两者能有效协调起来，能够为国家负擔起怎样的使命？
“我们已经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个人的日常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跟非个人化的大公司和大机构发生的。”1912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样描述美国崛起时的社会转型，其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利益集团的庞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位普林斯顿前校长和他的前任西奥多·罗斯福一样，担心激进主义和阶层冲突，想把举国上下的强烈改革情绪引向稳妥的方向。
这段时期，被称为决定美国未来国运的“进步时代”。智库在其中功不可没，它们取代了此前仅仅热衷于宣扬社会弊病的“扒粪运动”，引导民众将关注焦点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转向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政府该怎样塑造一个现代国家的未来。
（本刊记者马岩、实习记者陈思、葛婧对采访亦有贡献）
他们希望找到一种聚拢人心的体制，将国内精英汇聚到其可以自由发挥潜能的地方，从而研发出新武器、生产理论知识、研究发展问题，最终成为政府的智囊团。
为此他们将此计划称为“研究和发展项目”，并取英文的首字母，将其命名为“兰德”。其后在美苏争雄的半个世纪中，兰德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先前的设想。
时至今日，全球威胁不再是热核战争，而是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整个国际经济都可能表现出低增长、高波动、投资风险大而回报低的状态。
在国际关系上，东海和南海问题，将伴随中国崛起成为持续的焦点。而经济上，遭遇困难的发达经济体为了本国的“出口倍增”，对他国的贸易调查、汇率指控将成为常态。
崛起需要战略机遇期，但换个角度看，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的挑战需要创新研究才能系统应对。当今中国已超越“点子大王”、“个体户经济学家”的时代，只有靠社会科学的研究、人才梯队的跟进和立足长远的规划，才能建立治国理政思想的系统化生产线。
赶超的努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起草，各方都在积极献计献策。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透露说，社科院在其中的贡献是系统化的。
作为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国家队”的掌门人，他的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现代社会，智囊们不再是单打独斗发挥作用了。兰德公司这根红线，就可以串起至少2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要理解他们对社会如何发挥作用，就必须理解“智囊”层面之上的“智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其排名中，中国社科院从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亚洲第一。
公允地说，与欧美日智库传统上以民间第三方形式运作的模式相比，在诸如人员配置、发表报告数量、经费项目等方面，社科院在评分上享有一定的体制红利。但这也恰恰反映出中国特色智库的典型特征。
因为其最初的组建模式，就包含着新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雄心：在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从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到1955年举全国之力筹建中科院哲学社会 基本问题研究”询求答案。逻辑学家金岳霖、历史学家范文澜、顾颉刚、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吕叔湘、文学家钱钟书、宗教学家任继愈等等，一时间大师云集。
但时至今日，与自然科学创新上的推进相比，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仍为短板。改革开放伊始，最尖锐的批评是“哲学衰弱，经济学混乱，法学幼稚”。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经济治理的建构中，我们不能再跟随别人的音乐跳舞了；要解决国内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需要有信心基于中国的实践做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这样袒露今后的抱负。
其实高层一直在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体制。2005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汇报，胡锦涛总书记要求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中共十七大，则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制度规划，是在1997年中共的十五大过后，科教兴国的战略落实为两项重要的国家项目。一是自然科学发展的“973”计划，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寻求突破；二是发展教育的“985”工程，国家重点支持部分高校率先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
“能不能规划一个和科技创新平级的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并将其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2010年底开始，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带队接洽发改委等部门，沟通商讨将其变成国家战略的可能性。涉及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科研课题管理的体制性改革，也是财政部、审计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
这样，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战略愿景，一步步被推动落实。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首次被列入纲要，并与2011年5月正式出台。5个月之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将其进一步细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
先行先试的“特区”
如何从战略规划落实为行动？1945年，第一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布什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在5年后落实为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制度。而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为空军所做的报告《走向新地平线》，则落实为兰德公司这种不同于大学和政府部门的新型科研机构。
今天的中国也到了这个节点。去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議，是近年来第一次重点提及社会科学研究创新。随后由中办、国办发文将其分解，并选定了社科院和教育部两家单位牵头试点。现在还不为外人熟悉的社科院“创新工程”，会不会成为创新的“小岗村”？
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马援博士是不多的人之一，他是中国社科院的纪委副书记。第一线的监察工作促使他不断思考：中国产出思想的流水线，到底梗阻在哪里？
其实社会科学研究中，“钱不是最关键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像工业生产一样，通过简单地增加投入就可以提高产出乃至质量的。”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副所长何帆，这样理解“创新工程”的挑战。“关键是激励机制。”
兰德组建之初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商人想要赚钱，科学家想要做学术研究，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军队等体制内机构的种种限制和低廉收入。上世纪90年代，则是社科院最困难的时期：基础类科研环境竞争不过大学，经济金融政策等应用性研究领域，报酬又不及市场化机构，大量人才开始流失。
而现在，在科研支出管理规则上，实体性的采购比较容易批准，但要把钱花在“人”的身上，给予研究人员足额的“智力报酬”却比较难实施。按照马援的看法，理想的机制设计应该更像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而不能是记工分式的计件考核。短期的应急式的委托课题，可能挤占涉及长远的战略研究。而以研究室、研究所为单位进行条块分割和层级管理，不利于跨学科的创新。 社科院试行的“人才计划”改革，可以概括为“双轨制”和“增量改革”。为了帮助顶尖学者从短期的考核中解脱出来，激励其去持续钻研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社科院实行的“长城学者”计划五年一签，给与其最高等级的资助。为了解除中青年骨干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以“基础学者”计划予以补贴。而为了能从顶尖高校吸引人才，还制定了两到三年的访问学者计划，给予高于市场价报酬的“协议工资”。在逐步摸索的过程中稳妥并轨，最终为探索解决论资排辈、能进不能出的痼疾，乃至今后的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积累经验。
中国式智库蓝图
“每个人什么东西都能写……甚至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东西，而且声称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这是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后崛起时期的观察，也如同在批评今日中国突然涌现的各路“经济学家”。
对于社科院的智库建设，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明确将其定位为“在学术殿堂与政策研究室之间”。“殿堂”里从事的是纯理论的学术研究，可能要坐上数十年的冷板凳，追求的是“人类心智的荣耀”。“政策研究室”则具体制定处理各种问题的规定、办法和实施细节。智库在其间的功能，是上接理论下接地气，是一种“社会工程”：应用理论设计蓝图，但“追求的应该是决策影响和同行评价，而不是单纯的媒体曝光率”。
“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李扬指出，像兰德这样的新型研究模式，“是在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其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影响。”
所以在社会科学创新的方向上，李扬同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看法，需要将日常谈论的“经济”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大多数学术研究属于“经济科学”，是对经济主体行为的理论和经验概括；“经济管理”则是在这些框架内的实际操作，比如企业的治理或政府的监管。而智库的角色是两者之间的“经济工程”，运用理论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框架分析，例如设计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
现在，经历了组建时的辉煌和90年代的困难，李扬认为社科院在逐渐明确自己的定位：“社科院总共有40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经济学研究者就有600多人，八个专业的经济研究所涵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这样的研究团队、覆盖面、专业化和连续性，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和市场化机构不可比拟的。”
推开社科院大楼1543办公室，这里是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几张办公桌拼成的工作台，为的是方便学者围桌而坐面对面进行讨论。70后研究员张斌已经是研究室的主任，每周一、周四定期的研究讨论会上，有北大和南开的博士生专程赶过来参加。在研究诸如“人民币国际化”这样跨专业的课题时，其他研究所和小组的专业人员都可以无障碍地参与。
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张宇燕，将这种模式称为“没有墙的研究室”，在此基础上，正在筹划成立能源经济学研究室和全球治理研究室。没有围墙还体现在国际化方面：200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月里，世经政所研究员何帆几乎每天要和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争论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布兰查德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理论框架；而何帆则负责诊断其哪些假设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以及如何调整。以这种模式，社科院邀请到十几位国际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进行诊断式研究，其成果结集后报送决策层。摘要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平稳的人民币升值”三只抓手的政策建议，为高层采纳，变成了后来的国家政策。
现在社科院的研究布局中，20国集团中每个成员都有专业的研究员负责跟踪，对全球智库的研究成果都有评估监测；而在“走出去”的战略上，其正在启动直接向国际一流智库派驻研究员的计划，“预计明年便可向布鲁金斯学会等几家排名前10位的智库，输送第一批能够在国际交流中直接对话、有研究实力和影响力的中青年骨干。”
建构时代精神
社会的需求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到了1965年，兰德公司的新增课题逐渐来源于社会科学部门。从运筹学的“理”到“系统分析”的“文”，研究的风向最能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变化。按我们的说法，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的过程。
兰德最初的研究重点是数学和物理，研究方法中包括源于二战的运筹学，旨在改进武器和战术的功效，关注在约束条件下求解最优化问题，这是典型的欧洲式思维：“摸着石头过河”，适应已有环境，然后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力而为。
而后其关注转向了经济学和社会政策，发展出的“系统分析”体现出不同的自信：不畏现实条件的束缚，先关注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如果目前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包括体制、政策以及其他任何因素，要創造出这些条件的难度有多大，成本如何最小化，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同样，李扬正在统筹一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课题，这是一个高级别的研究，涉及十几个部委。在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G20等重要谈判的研究反思中，他对欧美的谈判能力感触颇深。媒体舆论上往往感觉对方“早有预谋”，但背后的差距就在于智库的智力支持，“经济上我们理应自信，但思想和响应能力上，还远远不够。”
如何客观评估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而不是跟着海外“唱好”或“唱衰”的论调走？如何通过基于数据的资产负债表测算，评估经济波动并进行宏观调控？李扬主持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专项研究，旨在为国家发展中的风险储备预案：以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为抓手，降低对外资产中货币错配的风险；以重塑央地财政关系并创新城市化融资机制为基础，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推动银行间接融资向股权直接融资改变为核心，缓解企业资本错配风险；以深化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改变资本和劳动关系为突破口，才能真正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这背后的数据支持，来自社科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其“中国社科智讯”瞄准的是国际财经数据库巨头彭博。而社科院更是将先前的财贸所整体转制为“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关注的是为了实现中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有怎样的公共财政体制相配套？ 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究竟卡在哪里？高培勇的中长期规划，希望以财政收入和支出改革入手破局。“在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体系下，当地政府和户籍居民看不到非户籍居民对公共服务和政府收入的直接贡献。”在这样的“感知扭曲”下，相应的城镇化不是包容性的：类似北京籍与非京籍家长就异地高考在北京市教委前的冲突，今后会不断涌现。而“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发展对个人征缴的财产税等直接税”，让对城市化做出贡献的群体能够理直气壮地主张权利，才是真正有力的改革动力。
“创新工程”通过类似这样的课题规划，社科院试图为“顶层设计”储备思想和思想者。纳入跨年度、跨院所的重大战略性课题，还包括“国际金融、货币、贸易体系改革与发展趋势”、“海疆问题和海洋战略”、“国际能源新格局及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数十项。中国的学者有责任为国家提供远见，哪怕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
看不见的较量
智库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参与构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石。在对朝鲜战争的预测，发展人造卫星的建议和互联网的发明之外，兰德公司真正巨大的影响，是那些潜移默化变成民众日常话语的思想。
直到二战末期，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仍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正处在历史没落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发问：“资本主义还能继续生存吗？不，我认为他生存不下去了。”而美国崛起中的智库，并没有直接改变核导弹数量的对比，却左右着东西方的话语权优势。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兰德，杰拉德·德布鲁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给出了严谨的数理经济学描述。作为核武器分析和越南战争研究项目的成员，托马斯·谢林研究国际关系中《冲突的战略》。而肯尼思·阿罗参与了对苏联的集体决策模型的研究，建构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动摇了多项传统社会理论，俨然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支柱。
他们都于其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兰德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的看法，并为“个人理性”的价值观寻找理论基础。
其间并不缺乏竞争者，“苏联、日本、德国的发展模式和集体理性，都曾对其提出挑战”，李扬梳理了20世纪的历史，指出在这根时间轴上，思想流变的坐标往往是以智库来标记的。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在理论上能够做出足够有创新性的贡献，解决中国下一步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有所贡献吗？
一个是中国特色的智库平台：社科院下辖36个研究所、120个重点学科，5个出版社，近100种期刊和100多个学术社团。一个是国家级的试点探索：“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寄托着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国际话语权，赶超发达国家的期待。如果这两者能有效协调起来，能够为国家负擔起怎样的使命？
“我们已经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个人的日常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跟非个人化的大公司和大机构发生的。”1912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样描述美国崛起时的社会转型，其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利益集团的庞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位普林斯顿前校长和他的前任西奥多·罗斯福一样，担心激进主义和阶层冲突，想把举国上下的强烈改革情绪引向稳妥的方向。
这段时期，被称为决定美国未来国运的“进步时代”。智库在其中功不可没，它们取代了此前仅仅热衷于宣扬社会弊病的“扒粪运动”，引导民众将关注焦点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转向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政府该怎样塑造一个现代国家的未来。
（本刊记者马岩、实习记者陈思、葛婧对采访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