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红樱的意义》中，我写到过这样一段话：
　　童年是整个人生中最可贵与最伟大的时段，而且不管在这个时段里遭遇过多少不幸与苦难，结论依然如此。人这一生中随同生命的早期生态自然展开而同时降临、用以仰望与惊讶人世也藐视人世的人生本领，只有在童年才完全具备，并因此而在任何损毁与伤害、悲情与厄运面前，保持无忧无虑的童年基调。即使是到了青年时段呈现的浪漫情调，与到了耄耋之年才醒悟的“纵浪大化，不喜不惧”的情怀，比起这种童年本领与童年基调，也已经大为逊色。比对之下，童年可贵与伟大至此，莫说捍卫童年，如果时段能够倒置，就是耗费老年、中年与青年各个时段中太多的无聊时光，为奠基童年而奋力作为，也具备足够的意义。
　　这样一个美好的时段，多么值得用文字的曼妙形式、用传记的真切手法、用故事的亲切与生动口吻认真地记录与书写下来。在此意义之上，很多记录与书写童年的作家，都是为童年立传的人。
　　吴昕孺的《牛本纪》，就是一部书名和内容名副其实的童年传记。“本纪”是史家专用的一个词语，特为记载史上主宰者与帝王时使用。作者将它用于一头牛的传记，一个表层的原因是，这头牛的大名就叫“皇帝”。《牛本纪》通过记载这头被“我们”称为“皇帝”的牛，书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一段空中有萤火虫、四野有耕牛、山间有牧童的童年历史。但事实上，这不仅是为“我们”这代人书写的一部童年历史，更是书写给今天的孩子、将来的孩子的一个童年故事。我曾经说过，“没有萤火虫的童年，并非就是单调乏味的”，“每一代人的童年，都有情有趣”。这个情与趣，是代代儿童都相通的。正因为这样，每一代人的童年都会对后一代的儿童、后很多代的儿童构成向往。后来的儿童虽与它陌生，但一旦进入便觉亲切，如一脚踏入生命的故乡。这种向往，就像喝过牛奶却没放过牛或看见过牛——特别是耕牛——的儿童对牛的向往，就像《牛本纪》中只放过牛却从没喝过牛奶的“我”对牛奶的向往。
　　《牛本纪》就是这样一部让今天的儿童既略觉陌生又倍觉亲切的儿童小说。那里面除了比较陌生而“新鲜”的“牛事”，例如“牛角斗”，同样有今天的儿童所熟悉的很多东西，包括儿童的小团体、野外欺凌，以及“我”的淡淡的孤单;也包括“我”自己都无法察觉的隐隐的萌动，由此引发的困惑，以及想依靠查字典解答时的无解、想和父亲交流又怕自讨没趣的不敢，以及“我”因为全体放牛人员都喜欢和“小凤姐”放牛，而同欢喜一道滋生的沮丧与嫉妒;当然还包括“我”认真研究与不断模仿牛反刍时的牛崽子气;甚至还包括春耕之际看到人们不允许母牛怀孕而疯狂地火烧牛尾时，“我”的愤怒与茫然……作者尝试着以牛为传主，领头绾接起童年时代每一幅真切与熟悉的生命图像。
　　与龙相比，牛是农耕中国最现实的生活图腾。在放牧它的一位儿童——小五的眼里，它是那样的亲切、强悍、尊贵，但事实上，读者一路读下去，便慢慢会读出：不是牛尊贵（或者说，不仅仅是牛尊贵），而是牛的生命尊贵——其出生、生长、生存、生活在内的生命的尊贵。
　　牛的这部生命史，差不多被小五从头至尾一一见证。在牛的生命展开过程中，对应的是小五的生命成长过程。就牛而言，除了结尾的悬念，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内中甚至不乏惊天动地之举的生命史;而对小五来说，那是生命中最原始的童年时代。如同作家马笑泉一部书的名字，那是一个十足的“放养年代”。小五在放养一头牛的同时也把自己放养了。放养下的生命，如同一头强悍的牛进入它的领地，在山峦上、在原野里奔挪腾跃，摸爬滚打。在两个原始生命体的相互观照、对峙、进退、磨合、默契、体认甚至融会中，牛与人各自经由对方完成对生命的部分自省，或者说生命启蒙。而与一年内即可由小牛迅速长成大牛的牛相比，体察最慢却又最深的无疑是小五。在这种启蒙与自省过程中，他甚至观照出了一个神秘的“小大人”——以“古树爷爷”面目出现的“另我”——顺便说一句，这个时而出现在“我”眼前时而出现在“我”的梦想、既是“另我”又是“古树爷爷”的自省与梦幻形象，是“我”在比对不少自言自语与梦幻文本之后得到的一种惊喜：原来儿童文学中的“我”和“我想”“梦想”，还可以如此生动地表述;由此也引发一种略微的遗憾：儿童文学中的很多东西，都早应该各自生动地表达——而在此之前，他自認为只配挖挖蚯蚓，捉捉麻雀，抓抓鱼儿，摘摘野果，玩玩泥巴……连条狗都怕，顶多能和小牛交交朋友。这样一个小小的儿童，我们或许无法想象，他的还十分柔弱与细小的生命，在一段小小的年纪里，能否真正容得下一部完整的生命史。但事实上，有些与生命对接的经历与感动却可以让他刻骨铭心。
　　《牛本纪》重墨点染了像这样的两处经历与感动。
　　一处在“牛幸福”篇。出现于该篇里的牛野合，在现实中是放养儿童们见怪不怪的事件;进入文学后，野性再被削弱，尊贵更被彰显。深层的原因则来自被吴昕孺以文字的力量呈现的，是生命的一种本来面目与一种相关场景的真相：它并非野性，而是自然与隆重的。为此，吴昕孺并无直接的细节描摹，或者，他并不满足于通常的细节，而是在“小小”的文学中挥洒大手笔，营造大气场。一切都是“大”的：牛的高大傲岸，天地间风卷云涌、暴雨如注的大气象，小五心中的大惊与大恐、大起与大落，特别是，“皇帝”与它的母牛在完成生命的孕育大事之后默默并排，以八条大腿为小五撑起生命宫殿。唯一的“细”在于，“我”在此圣殿之下读懂了它们脸上的微笑、眼神里的喜悦和自得、鼻息里洋溢着的不舍与迷恋。在这里，同时作为作家与倡导“好诗主义”的诗人的吴昕孺，娴熟地以他手中的诗笔与文笔，交错着完成诗意的语言、萌动的生命、梦幻的场景之间的对接与融汇。这种挥洒与营造的大手笔，这种大手笔之下的在儿童文学中不可多见的大场景，推远了看是试验性的，再推远了看也是成功的。
　　儿童文学可以姓“儿”，但无须非得姓“小”。再小的儿童也会面对大世界，遭遇大时代，亲历大事件，面对大问题。儿童文学从一味着眼于“小”，尝试进入到关注“大”，问题不在于“大”本身，关键在于作品中有关“大”的展开方式。以此为视角来看《牛本纪》，在儿童面前，以自然牛为隐喻或象征，展示由天、地、牛、人、万象和合而成的有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起源”的大场景，使得作品具备文本借鉴意义。 　　而从文本的内部意义看，该场景之下，这个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因为根本自觉不到过于缓慢的生长变化，曾经以为自己永不会长成一个大人，以为父亲和外婆一生下来就是“父亲”和“外婆”，而自己一生下来就是“儿子”和“外孙”的懵懂儿童，这个此前已在“皇帝”和母牛耳鬓厮磨的牛栏面前，在“牛组词”的心头游戏中朦胧意识到用“牛”字不但可以组成“水牛”、“黄牛”、“耕牛”、“奶牛”，还能组成“公牛”与“母牛”的儿童，固然还是懵懂无知，但显然，这个隐喻场景已与他此前擅自放出“皇帝”和母牛的“无意识的意识行为”构成了生命对应，他将由此更自觉地开启有关日后决然放跑一头公牛的生命意识——比对前一次的“私放”公牛与母牛，小五为了保全“皇帝”不被骟掉，在帮助“皇帝”赛后逃亡的计划中所做的精心“预谋”可以佐证。
　　所以，作者也将再度隆重地将另一段刻骨铭心的“牛逃亡”经历留给小五。对于“皇帝”而言，能够改变与消耗它的，不是永无休止的耕耘、喝斥、鞭挞，而是被无端烧尾，甚至在使母牛“意外”怀孕后即将面临被骟的厄运。而后者的意味，“我”早就经由字典与上述经历，以及通过跟父亲在“另一个星球”上的相遇有所领会：在牛的生命帝乡史中，“皇帝”将由皇帝沦为太监，而它对母牛的爱或将全部转化为对其他牛的妒与恨，行为就如那两条不怀好意的被骟的牛。吴昕孺已经不是简单地叙述儿童故事或一个儿童所见到的故事，而是开始展开生命与生产工具的大对峙——哪怕明知作品主要面对的是儿童。牛到底是作为生命个体存在，还是作为生产工具存在，它是做自己生命的皇帝（即生命主宰）——换言之，是做牛——还是做合格乃至优秀的耕牛？在“皇帝”身上，这二者几乎无可调和。吴昕孺在这里再一次展开了他大胆的笔墨试验，把如此重大的“牛生”抉择，两难地呈现并亲手交给一个人生之初的小小少年。事实证明，他的试验仍是成功的。在理性无法解答一切的紧要关头，小五，我们的小五，瞬间不再是那个乖巧听话到想故意惹父亲生一回气并能从中享受到一种隐秘而愧疚的快感的“文学人物”小五，而是那个一直腾跃于生命最本真、最巅峰状态的“文学中人”小五，他智慧地以本能帶领他的理智，并抢前理智几步昭告原始的生命帝乡：生命高于一切。多年之后，逐步跟上的理智才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他为放牛逃亡所做的一切努力，几乎没有意义：怕被骟而逃亡的牛既不可能变身而为野牛，也再找不到它的母牛，还有再度被人撞见进而不过推迟几天被骟的种种可能——但尽管如此，作品中经由一个十岁儿童回荡起的生命之音已经震撼人心。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才有底气说出：《牛本纪》的最动人处在于，越往后读，越发读的不是“牛本纪”，也不仅仅是“童年本纪”，而是“生命本纪”。在我极其有限的儿童文学作品阅读经历中，儿童文学作品为童年立传的多，而在童年之上为生命立传的少。《牛本纪》为一头命名为“皇帝”的牛动用史笔，记的是一部关于尊严、高贵、神圣、自由的生命帝乡史。它的厚重不在于追寻正在与我们远去的乡村时空，而在于期望还原我们生命的本色与厚重，在童年更辽远与深茂的田野上，婉转地发声为生命的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