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犹如两颗一样的种子，只是被鸟儿偶尔衔到了不同的地方。于是，一棵长成了橘，一棵变成了枳，竟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比较莫泊桑的《项链》和契诃夫的《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对里面两位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与安娜的命运，不能不发出深重的叹息。
　　玛蒂尔德的故事，人所熟知，无庸赘述。安娜又有着怎样奇异的故事呢？什么叫“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吧：刚满18岁的漂亮姑娘安娜，母亲去世了，父亲是个贫穷的中学教员，经常酗酒，家里日子很不好过，她下面还有两个中学生弟弟……因此，为了金钱，她忍受住羞辱，嫁给了一个52岁的官吏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这是个枯燥无味、平庸鄙俗的家伙。婚后，她仍然没有钱——她怕她丈夫，在这个“相当结实，挺胖”、下巴像脚后跟、腮帮子像果冻的官吏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发抖。他不给她钱，只给她镯子、耳环、胸针，说这些东西到了急难的时候自有用处。还经常打开她的抽屉，查看那些东西在不在。冬天到了，贵族俱乐部要召开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大人”、陆军准将以及很多要人都要参加。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很兴奋，盘算良久，终于破天荒地给了她一百卢布，让她做一件跳舞衣服，以便参加这次盛会。舞会如期举行，年轻漂亮、风度优雅的安娜大出风头，“引得男子纷纷艳羡”。更重要的是，她甚至吸引住了礼服上挂两颗星章的“大人”的目光，“因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脸上现出甜蜜的笑容，同时像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自己的嘴唇，他每逢看见漂亮女人总要这样”。安娜的生活就此起了巨大的变化。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在她面前，竟然一改往日高高在上的姿态，“也现出那种巴结的、谄笑的、农奴样的低声下气神情了”。她不再怕他，花他的钱就跟花自己的一样。她再也没有空闲的日子了，“老是坐上三匹马拉着的车子到处奔走”，经常跟出了名的风流男子、大富翁阿尔狄诺夫一块儿出去打猎，或是演独幕剧，每天到深更夜半才回家，在客厅地板上随便睡一觉，过后却又动人地告诉别人说她怎样睡在花丛底下。到复活节，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果然如愿地领到了二等安娜勋章（帝俄时代，这种勋章是以“十”字形状挂在脖子上的）。他还巴望，“大人”以后能授给他四等符拉吉米尔勋章……
　　回到《项链》上来，我们仔细比较一下这两位女性。玛蒂尔德与曾经的安娜一样，“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好像由于命运的差错，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里”。两人的出身何其相似！在婚后生活中，两人也相去不远：安娜每逢丈夫出外办公，“就弹钢琴，或者郁闷得哭一阵，再不然就在一个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说，或者翻时装杂志”；玛蒂尔德则瞧着她那寒碜的家，“不断地感到痛苦”，“她看着那个替她做琐碎家务的勃雷大涅省的小女仆，心里就引起悲哀的感慨和狂乱的梦想”。在“爱慕虚荣”（姑且套用这句古老的评语）的性格上，两人也毫不逊色：安娜“跟母亲一样，会用旧衣服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赁bijoux(法语：贵重的首饰——译者注)穿戴起来”；玛蒂尔德也“没有漂亮服装，没有珠宝，什么也没有。然而她偏偏只喜爱这些”，为了出席夜会，会低头向有钱的女友借首饰。在舞会上，两人的风头足够平分秋色：安娜成了男人注目的中心，更赢得了“大人”的欢心；玛蒂尔德则“比所有的女宾都漂亮、高雅、迷人”，“部里机要处的人员都想跟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了”。这时的玛蒂尔德完全可以像安娜那样，“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然而，造化弄人，她丢掉了项链！从此，二人命运遂有云泥之判。安娜实现了她多年的“梦想”，过上了豪华奢靡的生活；玛蒂尔德却为了偿清债务付出了十年青春，变成“一个穷苦人家的粗壮耐劳的妇女了”。
　　可是，丢掉项链的玛蒂尔德真的就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吗？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吗？非也！“美人卖笑千金易”，玛蒂尔德既在夜会上大获成功，连部长也都注意到她了，那么，在那个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19世纪法国社会，她只要肯委屈一下自己，稍微牺牲色相，一挂三万六千法郎的项链，对于挥金如土的达官贵人来说，又是什么大事呢？然而她不！她宁愿磨粗了自己的手掌，“穿得像一个穷苦的女人”，“争价钱，受嘲骂，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节省她那艰难的钱”，也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做人，用自己的苦斗，来还清巨额的债务。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经过苦难生活洗礼，饱经沧桑，然而却又是光辉照人的勇敢女性形象！对于这样一位有着“英雄气概”的坚强女性，我们又怎能一味地苛责她那“爱慕虚荣”的天性，而不为她的诚实、正直尽情地鼓与呼！
　　但是，我们还要往更深处发掘。玛蒂尔德，也只是一介弱女子，请问她惊天的勇气从何而来？是什么支撑着她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不倒下去？不妨假想，倘若那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就是她的丈夫，她还能不能“毅然决然打定了主意”，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答案恐怕只能令人失望。那么，也比较一下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和默默无闻的路瓦栽先生吧。前者，是个年过五十，还“保养得很好”的帝俄官吏，口口声声说自己总是“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在衙门里“规规矩矩，很得上司赏识”。据说他“在银行里大约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赁出去的祖传的田庄”，但是对新婚妻子却一毛不拔，还常常教训妻子什么“一个个的戈比都当心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然而，为了“谋到高级情报官的位子”，他不惜放下架子，求自己的妻子在舞会上“想法跟大人的太太拉拢一下”，因为这样，他才忍痛割爱，给了她区区一百卢布做件跳舞衣服。更为可笑的是，他竟然认为这就已经使自己的妻子“幸福了”，趁势要求“你也可以办点事来使我幸福一下”。原来在这个庸俗鄙吝家伙的心中，所谓的“幸福”并不是家庭的温暖，夫妻的关爱，而仅仅是“升上去”！只要能“升上去”，自己的妻子也是可以利用的，她的美貌正是最好的本钱。一旦妻子让他如愿以偿，那么，即使倒过来巴结她，谄媚她，他也丝毫不以为耻。这个人，我想，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是可以归为一类的……
　　而路瓦栽先生呢，只是教育部的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吃晚饭的时候，能有一点惨淡的肉汤，就要“带着惊喜的神气说：‘啊！好香的肉汤！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这个易于满足、安分守己的“小人物”身上，却有着人性之中十分善良的一面，他真爱自己的妻子。为了给她解闷，哄她开心，他“费了多大力气才弄到手”一张部长的请柬；当妻子因没有衣服不愿意去时，他又放弃了买一杆猎枪的夙愿，把存了好久的四百法郎给妻子做长衣裙。对妻子在夜会上的成功，他丝毫没有嫉妒，更没有想到把妻子当阶梯，自己顺着“爬上去”。妻子丢掉了项链，对这等惊天大事，我们何曾听到他一句怨言！只看见他整天奔走后苦寻无果的“瘦削苍白的脸”。临了，他“顾不得后半世的生活了，冒险到处签着名，却不知道能否保持信用。未来的苦恼，将要压在身上的残酷的贫困，肉体的苦楚，精神的折磨，在这一切的威胁之下，他把三万六千法郎放在商店的柜台上，取来那挂新的项链”。尔后，是长达十年的苦役，“一到晚上就给一个商人誊写账目，常常到了深夜还在抄写五个铜子一页的书稿”。也许，在这个着墨不多、默默无闻，然而心地宽厚、任劳任怨的“小人物”面前，我们大多数人除了由衷敬佩，只能惭愧无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举世少有的人！
　　玛蒂尔德勇敢的关键就在这里，是她的丈夫——她生命的依靠，他的不离不弃，给了她真爱，给了她体贴，给了她信心，给了她勇气，也给了她一片化茧成蝶的无私天地。他们的爱情，虽不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浪漫神奇、感天动地，却更朴实，更坚韧，更深沉。我想，摇曳在昏黄烛光中的贫民区小阁楼上那个小小的家，就是中国“淮南”的那片土地，它使一粒橘树的种子长成一棵真正挺拔的橘树。“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至于安娜，生长在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的“淮北”家里，无可挽回地堕落了，她长成了一棵可怜的枳……
　　同样是短篇之作中的杰构，同样是出自大师的笔下，甚至年代也相近——《项链》发表于1884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创作于1895年——然而同途殊归。也许，契诃夫还曾受过莫泊桑的影响，要不为什么都是一场舞会改变了女主人公的命运？然而，大师毕竟是大师，契诃夫没有蹈袭前人的路，而是开出了新径。他不像莫泊桑那样笔锋一转，波澜迭起，出人意料，而是顺流直下，波澜不惊，把生活的原始面目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虽不扣人心弦，却能促人深省。他曾经说过：“在艺术中，也正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契诃夫文学书简》）所以他才会有意淡化情节，描写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两位大师迥异其趣。
　　也许，只有把这两篇摆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看得更透，想得更深。
　　[作者通联：武汉市新洲四中语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