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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桂林，一忽而凄风泠雨，一忽而又阳光灿烂，丽君路上的枫树就在这泠暖交替间静悄悄地由绿色变成了红色，它们红得那么超凡脱俗，正如茅盾先生在散文《红叶》中写的：“于青翠中点缀着的一簇一簇红光。”2016年是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74年前，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茅盾先生和一大批文化名流转移到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使桂林成了当时的“抗战文化城”。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沦陷。当时寄居在香港的文化人有茅盾、柳亚子、邹韬奋等上千人，远在重庆的周恩来时刻牵挂着他们的安危。不久，作家叶以群同志带来中共中央指示，党将全力安排茅盾等文化人安全撤回内地。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和一批文化人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大转移。他们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历尽艰险与波折，终于在3月9日那天到达桂林。抗战以前的桂林，还是一个不到十万人口的小城，抗战爆发后，各地人士纷纷来到桂林避难，桂林的人口激增到四十多万，居住条件十分困难，茅盾夫妇只好住在旅馆里。
茅盾一到桂林，先期到达桂林的歐阳予倩、夏衍、田汉、王鲁彦等朋友立刻到旅馆来看望茅盾夫妇，并力劝茅盾留在桂林。他们告诉茅盾，桂系当局在抗战开始后积极与共产党合作，招揽了大批文化人来桂林，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使桂林成为当时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三月初的桂林仍旧春寒料峭，可是茅盾感到了党的温暖和朋友的情谊，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于是茅盾决定留在桂林，开始四处找房子。后来早期到达桂林的邵荃麟夫妇施以援手，他们把自己在市郊丽君路南一巷的一幢公寓楼下的一间厨房让给茅盾夫妇住，楼上住着邵荃麟夫妇、金仲华兄妹、宋云彬全家，还住着一个“皮包书店”老板的“抗战夫人”。茅盾夫妇住在他们楼下一间上海人称之为“灶披间”的厨房里，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面积，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张桌子一半用来放油盐酱醋等瓶瓶罐罐，另一半茅盾用来写作。柳亚子闻讯赶来，看到如此狭小的斗室，惊讶地带着浓厚的吴江口音连连叫道：“转不开身，转不开身。”茅盾笑着说：“这还是邵荃麟先生让给我们的呢，否则真要去住马路了。”后来，茅盾经常去柳亚子住处和朋友们一起谈史吟诗。茅盾夫妇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从阴雨绵绵的春天，到炎热的夏天，再到枫叶红的秋天，生活了九个月。
居住的窘迫可以克服，周围嘈杂的环境就令人烦恼了。楼上那位“抗战夫人”几乎每天都约人来打麻将，人声喧哗，牌声不断，时而倚栏纵谈赌经。楼下天井里几个女佣人在洗菜的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粗鄙话伴着锅桶刀砧之声。楼上楼下，交相应和，茅盾无奈地幽默道：“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茅盾就这样在“两部鼓吹”声中，在摆着油盐酱醋的桌子上，在眼疾和神经衰弱的折磨下，开始了到桂林后的写作。
长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是茅盾到桂林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劫后拾遗》真实记录了1941年11月下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半个月，到香港沦陷后的半个月，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在战争时期的惊险经历和生活百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给香港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罪恶，以及港英当局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软弱无能。七万多字的《劫后拾遗》仅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于5月1日脱稿，6月15日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著名评论家、作家矢健在《香港陷落的记录》中评价：《劫后拾遗》是一部了解香港战争全面情况的形象化的史书。
8月是桂林最炎热的季节，茅盾在他那间极小的斗室里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书名是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但他把“于”字改成“似”字，是颇有嘲讽之意的。小说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生活，作品以江南水乡一个小城镇为背景，描述了资本家王伯申和乡绅赵守义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结局是双方妥协，各自获利，农民受害。大约花了两个半月，刚写完第一部，因条件变化，茅盾不能在桂林再住下去，不得不赴重庆，为了张罗盘缠，就把这已成的部分先在《文艺阵地》上连载，1943年5月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茅盾本来是计划创作一部从五四运动前夕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并计划分三部分写，在桂林写的只是《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第一部。“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然则保留此书名，在我自己，小小有点纪念彼时彼地之意”。谁知道此后人事变幻，茅盾总没有时间续写此书，《霜叶红似二月花》已然成了在桂林的绝唱。
《霜叶红似二月花》出版后，在文艺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43年10月20日，桂林《自学》杂志社和《广西日报》读书俱乐部联合召开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座谈会，巴金、田汉、艾芜、安娥、孟超、林焕平等在桂林的文化人参加了座谈，大家公认此作品“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会后，联名向已在重庆的茅盾发了祝贺电，充分肯定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文学成就。
在整个抗战时期，茅盾先后写了十三篇短篇小说，而其中的七篇，是在桂林居住的九个月中写成的。小说《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实际上是两篇故事新编，是茅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新的探索和新的尝试，也是茅盾整个创作中仅有的两篇故事新编。香港脱险途中，茅盾仅带了一本《圣经》作为掩护，安全到达桂林后，就“借用《圣经》中的故事来一点指桑骂槐的小把戏”，“是对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诅咒并预言其没落”。
茅盾在桂林的“两部鼓吹”中，还写了《雨天杂写》等十六篇颇具特色的杂文，占茅盾抗战时期所写的六十多篇杂文中的四分之一。其中的《雨中杂写之三》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桂林文化城的：“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也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这许多出版社和书店传播文化之功，自然不能抹煞。” 茅盾生平写诗词很少，但都写得很好，他在桂林期间所写的诗有：《无题》《感怀》《将赴重庆，赠陈此生伉俪》《赠柳亚子》等。茅盾困居斗室，心却向往延安，日日思念留在延安的一双儿女，因此作《感怀》诗，寄托茅盾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想念：“梦晤如生平，欢笑复呜咽。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茅盾将离开桂林时，赠诗友人陈此生：“扁舟夜偷渡，间关归祖国。栖迟八桂乡，悠焉寒暑易。山水甲天下，文物媲吴越。况复友情深，讵忍话别离。”
茅盾在桂林短短的九个月里创作的作品共有五十多万字，他在桂林写作的同时还十分关心和重视桂林的各项文艺活动，经常出席桂林的社会活动。
4月26日，茅盾应邀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在广西艺术馆召集的、以“保障作家合法權益”为中心的文艺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并推举茅盾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座谈会上，茅盾做了要求出版界保障作家合法权益，让书商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发言。会后，茅盾、田汉、胡风、艾芜、司马文森、李文钊、秦似、胡危舟、宋云彬9人，一起被文协桂林分会推举为与出版界及书商谈判交涉的代表，积极为保障桂林作家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5月25日，茅盾应广西省紧急救侨会的邀请，出席了该会在乐群社举行的茶会，商讨紧急救侨事宜。同时出席茶会的还有梁漱溟、金仲华、蔡楚生、叶浅予、马思聪等一百余人。
7月14日，应田汉的邀请，茅盾前往七星岩大枫树下，参加了由田汉主持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就历史剧的创作目的和历史剧作家的任务做了发言。茅盾认为：“史家和作家的任务不同。我们不必完全依照史实，但将历史加倍发挥也是可能的。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因此要做史剧作家，似乎还得先做史家。这是中国剧作者的双重责任。”
10月16日晚上，茅盾应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邀请，向该班师生做了“文学之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专题报告。
茅盾客居桂林期间，积极扶植文艺界新人和杂志社、出版社。12月初，温涛、郁风、新波等青年画家在桂林举办《香港的受难》木刻展览，在展出前，茅盾看了温涛的作品，他大加赞赏，极力推荐，并写了评论文章《记温涛木刻——香港之劫》，称温涛的作品是“凤毛麟角”，“是抗战艺术战线上的一件喜事”。温涛等人的画展后来影响很大，《新华日报》发了桂林特约评论稿，英国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史密斯评论说：“表现在这次展览会里的艺术才能之宏博，已足以说明新中国的未来。”茅盾还为桂林的青年杂志《青年文艺》《文艺新哨》等写了稿。集美书店《艺术新丛》、凤子编的《人世间》、周鸣钢编的《种子》文艺月刊、《山水文艺》、《旅行杂志》等刊物纷纷向茅盾约稿，茅盾的作品，对这些刊物是极大的支持。茅盾还为熊佛西的《文学创作》杂志的创刊给予了极大帮助，每月至少供稿一篇，连续发表了《耶稣之死》《列那和吉地》《虚惊》等。离开桂林以后，茅盾仍为《文学创作》供稿，如《委屈》《船上》《过年》等，并从此和熊佛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茅盾要离开桂林了，他的心情似乎还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景里，不能自拔。柳亚子、田汉、陈此生等七八个友人特为茅盾夫妇在月牙山上设宴饯行。他们品尝着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着绵绵的青山，耳畔响着漓江水的喧哗，大家都为国事艰难、朋友聚散无常而感叹，酒过三巡，柳亚子即兴赋诗赠茅盾：“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筵醉巨觥。”
1942年12月初，为了完成党组织布置的新任务——去重庆编辑《文艺阵地》，茅盾夫妇离开了他们客居九个月的桂林，去更加艰难的地方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时光荏苒，当年的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巷的一幢两层楼公寓，如今已隐没在一片拥挤的寻常巷陌中，唯有那棵老桂花树和一个旧时的打米石臼依然守着岁月，那年给予茅盾灵感，才有了《霜叶红似二月花》之名的枫树林子，如今已变成了道路两旁的风景树，年复一年绿了红，红了谢，却早已物是人非。茅盾，在这个浮华喧嚣的世界里，就像一棵枫树，坚强、笔直、高大，不张扬，也不退缩，却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超脱，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他的身影依旧那般清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沦陷。当时寄居在香港的文化人有茅盾、柳亚子、邹韬奋等上千人，远在重庆的周恩来时刻牵挂着他们的安危。不久，作家叶以群同志带来中共中央指示，党将全力安排茅盾等文化人安全撤回内地。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和一批文化人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大转移。他们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历尽艰险与波折，终于在3月9日那天到达桂林。抗战以前的桂林，还是一个不到十万人口的小城，抗战爆发后，各地人士纷纷来到桂林避难，桂林的人口激增到四十多万，居住条件十分困难，茅盾夫妇只好住在旅馆里。
茅盾一到桂林，先期到达桂林的歐阳予倩、夏衍、田汉、王鲁彦等朋友立刻到旅馆来看望茅盾夫妇，并力劝茅盾留在桂林。他们告诉茅盾，桂系当局在抗战开始后积极与共产党合作，招揽了大批文化人来桂林，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使桂林成为当时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三月初的桂林仍旧春寒料峭，可是茅盾感到了党的温暖和朋友的情谊，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于是茅盾决定留在桂林，开始四处找房子。后来早期到达桂林的邵荃麟夫妇施以援手，他们把自己在市郊丽君路南一巷的一幢公寓楼下的一间厨房让给茅盾夫妇住，楼上住着邵荃麟夫妇、金仲华兄妹、宋云彬全家，还住着一个“皮包书店”老板的“抗战夫人”。茅盾夫妇住在他们楼下一间上海人称之为“灶披间”的厨房里，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面积，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张桌子一半用来放油盐酱醋等瓶瓶罐罐，另一半茅盾用来写作。柳亚子闻讯赶来，看到如此狭小的斗室，惊讶地带着浓厚的吴江口音连连叫道：“转不开身，转不开身。”茅盾笑着说：“这还是邵荃麟先生让给我们的呢，否则真要去住马路了。”后来，茅盾经常去柳亚子住处和朋友们一起谈史吟诗。茅盾夫妇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从阴雨绵绵的春天，到炎热的夏天，再到枫叶红的秋天，生活了九个月。
居住的窘迫可以克服，周围嘈杂的环境就令人烦恼了。楼上那位“抗战夫人”几乎每天都约人来打麻将，人声喧哗，牌声不断，时而倚栏纵谈赌经。楼下天井里几个女佣人在洗菜的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粗鄙话伴着锅桶刀砧之声。楼上楼下，交相应和，茅盾无奈地幽默道：“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茅盾就这样在“两部鼓吹”声中，在摆着油盐酱醋的桌子上，在眼疾和神经衰弱的折磨下，开始了到桂林后的写作。
长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是茅盾到桂林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劫后拾遗》真实记录了1941年11月下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半个月，到香港沦陷后的半个月，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在战争时期的惊险经历和生活百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给香港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罪恶，以及港英当局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软弱无能。七万多字的《劫后拾遗》仅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于5月1日脱稿，6月15日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著名评论家、作家矢健在《香港陷落的记录》中评价：《劫后拾遗》是一部了解香港战争全面情况的形象化的史书。
8月是桂林最炎热的季节，茅盾在他那间极小的斗室里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书名是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但他把“于”字改成“似”字，是颇有嘲讽之意的。小说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生活，作品以江南水乡一个小城镇为背景，描述了资本家王伯申和乡绅赵守义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结局是双方妥协，各自获利，农民受害。大约花了两个半月，刚写完第一部，因条件变化，茅盾不能在桂林再住下去，不得不赴重庆，为了张罗盘缠，就把这已成的部分先在《文艺阵地》上连载，1943年5月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茅盾本来是计划创作一部从五四运动前夕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并计划分三部分写，在桂林写的只是《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第一部。“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然则保留此书名，在我自己，小小有点纪念彼时彼地之意”。谁知道此后人事变幻，茅盾总没有时间续写此书，《霜叶红似二月花》已然成了在桂林的绝唱。
《霜叶红似二月花》出版后，在文艺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43年10月20日，桂林《自学》杂志社和《广西日报》读书俱乐部联合召开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座谈会，巴金、田汉、艾芜、安娥、孟超、林焕平等在桂林的文化人参加了座谈，大家公认此作品“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会后，联名向已在重庆的茅盾发了祝贺电，充分肯定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文学成就。
在整个抗战时期，茅盾先后写了十三篇短篇小说，而其中的七篇，是在桂林居住的九个月中写成的。小说《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实际上是两篇故事新编，是茅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新的探索和新的尝试，也是茅盾整个创作中仅有的两篇故事新编。香港脱险途中，茅盾仅带了一本《圣经》作为掩护，安全到达桂林后，就“借用《圣经》中的故事来一点指桑骂槐的小把戏”，“是对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诅咒并预言其没落”。
茅盾在桂林的“两部鼓吹”中，还写了《雨天杂写》等十六篇颇具特色的杂文，占茅盾抗战时期所写的六十多篇杂文中的四分之一。其中的《雨中杂写之三》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桂林文化城的：“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也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这许多出版社和书店传播文化之功，自然不能抹煞。” 茅盾生平写诗词很少，但都写得很好，他在桂林期间所写的诗有：《无题》《感怀》《将赴重庆，赠陈此生伉俪》《赠柳亚子》等。茅盾困居斗室，心却向往延安，日日思念留在延安的一双儿女，因此作《感怀》诗，寄托茅盾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想念：“梦晤如生平，欢笑复呜咽。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茅盾将离开桂林时，赠诗友人陈此生：“扁舟夜偷渡，间关归祖国。栖迟八桂乡，悠焉寒暑易。山水甲天下，文物媲吴越。况复友情深，讵忍话别离。”
茅盾在桂林短短的九个月里创作的作品共有五十多万字，他在桂林写作的同时还十分关心和重视桂林的各项文艺活动，经常出席桂林的社会活动。
4月26日，茅盾应邀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在广西艺术馆召集的、以“保障作家合法權益”为中心的文艺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并推举茅盾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座谈会上，茅盾做了要求出版界保障作家合法权益，让书商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发言。会后，茅盾、田汉、胡风、艾芜、司马文森、李文钊、秦似、胡危舟、宋云彬9人，一起被文协桂林分会推举为与出版界及书商谈判交涉的代表，积极为保障桂林作家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5月25日，茅盾应广西省紧急救侨会的邀请，出席了该会在乐群社举行的茶会，商讨紧急救侨事宜。同时出席茶会的还有梁漱溟、金仲华、蔡楚生、叶浅予、马思聪等一百余人。
7月14日，应田汉的邀请，茅盾前往七星岩大枫树下，参加了由田汉主持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就历史剧的创作目的和历史剧作家的任务做了发言。茅盾认为：“史家和作家的任务不同。我们不必完全依照史实，但将历史加倍发挥也是可能的。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因此要做史剧作家，似乎还得先做史家。这是中国剧作者的双重责任。”
10月16日晚上，茅盾应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邀请，向该班师生做了“文学之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专题报告。
茅盾客居桂林期间，积极扶植文艺界新人和杂志社、出版社。12月初，温涛、郁风、新波等青年画家在桂林举办《香港的受难》木刻展览，在展出前，茅盾看了温涛的作品，他大加赞赏，极力推荐，并写了评论文章《记温涛木刻——香港之劫》，称温涛的作品是“凤毛麟角”，“是抗战艺术战线上的一件喜事”。温涛等人的画展后来影响很大，《新华日报》发了桂林特约评论稿，英国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史密斯评论说：“表现在这次展览会里的艺术才能之宏博，已足以说明新中国的未来。”茅盾还为桂林的青年杂志《青年文艺》《文艺新哨》等写了稿。集美书店《艺术新丛》、凤子编的《人世间》、周鸣钢编的《种子》文艺月刊、《山水文艺》、《旅行杂志》等刊物纷纷向茅盾约稿，茅盾的作品，对这些刊物是极大的支持。茅盾还为熊佛西的《文学创作》杂志的创刊给予了极大帮助，每月至少供稿一篇，连续发表了《耶稣之死》《列那和吉地》《虚惊》等。离开桂林以后，茅盾仍为《文学创作》供稿，如《委屈》《船上》《过年》等，并从此和熊佛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茅盾要离开桂林了，他的心情似乎还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景里，不能自拔。柳亚子、田汉、陈此生等七八个友人特为茅盾夫妇在月牙山上设宴饯行。他们品尝着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着绵绵的青山，耳畔响着漓江水的喧哗，大家都为国事艰难、朋友聚散无常而感叹，酒过三巡，柳亚子即兴赋诗赠茅盾：“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筵醉巨觥。”
1942年12月初，为了完成党组织布置的新任务——去重庆编辑《文艺阵地》，茅盾夫妇离开了他们客居九个月的桂林，去更加艰难的地方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时光荏苒，当年的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巷的一幢两层楼公寓，如今已隐没在一片拥挤的寻常巷陌中，唯有那棵老桂花树和一个旧时的打米石臼依然守着岁月，那年给予茅盾灵感，才有了《霜叶红似二月花》之名的枫树林子，如今已变成了道路两旁的风景树，年复一年绿了红，红了谢，却早已物是人非。茅盾，在这个浮华喧嚣的世界里，就像一棵枫树，坚强、笔直、高大，不张扬，也不退缩，却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超脱，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他的身影依旧那般清晰。